第五节 唐代易学新局面（2/2）

2、崔憬

崔憬唐代易学家。生活年代在孔颖达之后。崔氏易学，重易象和易数，不墨守王弼《周易注》，在注重玄理的同时，也兼采象数。而于荀爽、虞翻、马融、郑玄之学有所窥见。诠释《周易》经文时，好为新说，在孔氏《周易正义》官学统治之下，崔氏易学有独到之处，或“称为新义”，为李鼎祚所推崇。崔憬易学可说是从汉易转向宋易之先驱。

崔憬，史传不载，生平不详。清人马国翰等人曾就其生平作过说明：憬，不详何人，《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俱不载，书亦不传。惟李鼎祚《集解》引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节，憬说述及孔颖达，知为唐人，在孔颖达后，李氏之前。

崔憬易学观：理论上主张《易》以象为本，象尽意，辞尽言，纠正王弼“忘象”“忘言”说对《系辞》本意的歪曲。注经方法上，发扬汉人易学传统，凡能用象之处，尽取易象，阐释易辞。他除了取汉人理论之外，更多地运用《易传》取象方法注《易》，既弥补了玄学易之不足，又避免了汉人夸大易象的倾向。主要表现：

1、在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上，以取象说为主，以卦象为《周易》的根本，但又不排斥取义说。既不同于王弼鄙视卦象，不赞成取象说的易学，又不因袭汉易的象数之学。强调取象，重视卦象，主张通过卦象研究易理。

2、在对《周易》原理的解释上，抛弃了孔颖达《周易正义》中以玄学解易的形式，并辩论了三个同哲学有关的问题：

（1）在大衍之数上，他的论述以及太极说，不以不用之一为虚无，以四十九数未分为太极，并认为八卦蕴藏在大衍之数之中，这在易学上就推导出六十四卦是太极自身的展开的结论，在哲学逻辑上就推衍出天地万物是世界本体自身展开的理论。

（2）在道器关系上，以器（指卦爻象）为体，以道（指卦爻变易的功能和性质）为用，这种体用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性质，后来对宋明易学中的功利派影响很大。其置形器于第一位，将孔颖达《周易正义》中的自然无为之道，归于形器的功能和作用，抛弃了其玄学的形式和迁道后器的观点，从而在易学上作出了贡献。在卦象和义理的关系上，从取象说的立场出发，认为没有乾坤两卦象，即没有“易之形器”，也就没有阴阳爻象变易之道，阴阳变易之理存在于卦爻象之中。

（3）在对《序卦》的解释中，阐发了对立*的思想，为唐代易学哲学史上所罕见。

崔憬易学可说是从汉易转向宋易之先驱。著作有《易探玄》，已佚，但其佚文可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清马国翰曾采《周易集解》所引崔憬的遗文一百八十余条，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为《周易探玄》三卷。

在宋代哲学中，体用成为常用的范畴。崔憬、孔颖达所谓体用的意义是具体的。宋代哲学中所谓体用的意义却比较抽象化。宋代哲学中所谓体表指永恒的根本的深微东西；所谓用表指流动的从属的外发的东西。体是永恒的基础，用是外在的表现。

总之，无论从易学史、哲学史，以至经学史角度看，孔颖达诠《易》，都具有独特的地位、深远的历史影响。就易学史看，孔颖达通过对各派思想，尤其是以象数派为主流的汉代易学和以义理派为主流的魏晋易学的吸收与消化，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特色的易学观，是南北朝时期两派易学相互吸收学风的进一步发展，体现了唐代易学两派合流的基本特征，对唐宋时期易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汉易向宋易过渡起了中介作用。从哲学史上看，孔颖达综合诸派而有创新，继承先贤而有发展，通过对《周易》义理的阐发，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为魏晋玄学向宋明理学*作了准备。并对宋明易学中的象数之辩形成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