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唐代易学新局面（1/2）

唐王朝的建立政治得到统一和稳定，使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经学的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周易正义》作为《五经正义》之一，正是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之“敕”，“考察”圣贤名流的思想，对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诸经师的学说进行总结的产物。它一经问世即被作为官方颁布的教科书。

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孔颖达是为了满足唐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而作，它问世后也确实充当了服务于封建统治的工具。这一点就是《序》中所声明的，“圣人作《易》，本以垂教”，“垂教”就是教人“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垂教”就是“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最终达到“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孔颖达“以仲尼为宗”，深刻领会并认真贯彻了“《易》垂教之本意”。影响唐代易学的时代人物有：

1、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8年），字冲远（一作冲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唐朝经学家。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八岁就学，师从刘焯，史称“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善于词章。隋大业（隋炀帝杨广年号）初，应举为“明经”，授任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入唐后，任国子监祭酒。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卒于贞观二十二年，终年七十五岁。

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内容有两部分：一是卦爻辞和传文的注释，是作者自己观点的表达；其二是对王韩二注的阐发，其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孔颖达诠《易》，除解释字义和文句外，对义理作了较多的发挥，并探讨了易学哲学问题。因此，作为形式上的注释《周易》之疏，实际上它是易学史和哲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唐代，集中反映易学诠释新水平的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可以说，孔颖达从王弼易学基础出发，对两汉以来易学的诠释原则和方法作了一次综合。

孔颖达诠《易》的主要特点在于，坚持了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企图将两汉象数易学与魏晋义理易学统一起来。这一特点贯彻孔颖达始终，在方方面面得以充分体现。在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上，孔颖达基本上依据《易传》特别是《彖传》《象传》，主张既取义，又取象，还讲爻位，认为“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反对将体例简单化、绝对化。由此将各种注《易》解《易》学说调和，特别是调和取义与取象说。实际上是有选择地具体地采纳汉易取象说，灵活多样地解释易卦的形成、卦名的由来以及卦爻辞，用以修正、改造、补充王弼的取义说。

在对《周易》蕴涵的义理的解释上，孔颖达基本依据王弼义理派观点，又汲取了汉易阴阳二气说。认为易理备包有无，教之所备，本备于有。有无关系“以气言之，存乎阴阳；以质言之，存乎爻象”。刚柔者立本者也。刚柔即阴阳，论其气即谓之阴阳，语其体即谓之刚柔。孔颖达主张“托象以明义”，反对汉易为象而象的复杂繁琐的象数学，不讲或少讲（经改造后）互体、卦变、纳甲诸说。同时，将“无”理解为阴阳二气的不为而自然，对贵无*有的玄学易学作了改造。

在对象数与义理关系的理解上，孔颖达的基本倾向是调和、综合，并以体用范畴予以新的解释。认为“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圣人“象其物宜、拟诸形容”而设卦。《易》“以无言之，存乎道体，以有言之，存乎器用”。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有统一性。可见，孔颖达诠《易》以王弼易学为基础又汲收汉易，试图超越二派，寻求综合与创新。中国古代经学的创新是艰难的，综合之后即有创新，这就是孔颖达诠释《易》学的思想路径。

从易学上看，孔颖达提出“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序》）。认为卦画和卦爻象属于形而下的领域，即器用；它们来自形而上的道体，即阴阳二气及其变化的法则。就气与象的关系而言，认为有气则有象，并借玄学派有生于无的命题，论证阴阳之气乃《易》之义理。这是对汉易特别是《易纬》的发展。由于孔颖达的作用，汉代的元气说和阴阳二气说在唐代得以广泛传播，宋明时期的易学家，如张载等人的气学派，就是从孔颖达的阴阳二气、乾坤二元说中吸取养料，构建自己的学说。

就哲学说，孔颖达通过对《易》之义理的诠释，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世界观，认为气无形质但为一切有形事物的本原。宋明时期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正是由于发展了孔颖达的世界观，抛弃了有生于无的玄学观，从而得以建立起来。孔颖达还提出了“天之体以健为用”的命题。肯定天为，刚健为的性能，即“自然之理”，认为有才有其性能，“天有纯刚，故有健用”，性能依赖于。就其理论思维而言，对中国易学、哲学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阴阳不测之谓神”，孔颖达的解释和阐发也发生了很大影响。孔颖达将王弼玄学的无、虚无、道、神等范畴，解释为阴阳之气的德行及其变化的作用，即不为而自然，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唐代的柳宗元提出阴阳二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非国语》），“冥凝玄厘，无功无作”（《天对》）。宋明易学家本于孔颖达的解释，认为卦爻之变及天地阴阳的变化，都是无心而成，不体现造物主的意志。应当看到，孔颖达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使用的是玄学家的语言。有些观点如人道自然无为、阴阳变易之理不可理解等，并未摆脱玄学的影响。唐宋及以后的易学家和哲学家对此予以扬弃。

孔颖达提出“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易象唯在于有”，主张“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一方面肯定取象说，取象是《易》之重要体例，卦象为义理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周易》的作用在于以“有”“垂教”，“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解决人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能借《周易》玄谈义理。这对宋代易学、哲学的致思倾向都有相当影响。

孔颖达还讨论了大衍之数、天地之数以及太极的性质等问题，将“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释为“一谓自然”（《卷七》）。取消了其单一的涵义，实际上归为数学上的零。按照这种逻辑必然推出以四十九之数合而未分为太一的结论。这种解释不仅符合《系辞传》之原意，而且扬弃了从汉易到王弼易学以其一不用的“一”为太极的成见，对其后易学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宋代的胡瑗、朱震、朱熹，都以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