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格物致知（1/2）

“皇上！梁帝师又在玩泥巴，有辱斯文啊……”

“皇上！我大明危在旦夕！”

“皇上！“帝师”之位不可从民间选举，须由德才兼备者居之，圣上之举实在无理……”

“皇上！琴棋书画尚可理解，普通的工匠何德何能成为帝师，求圣上不要当昏庸之君……”

这是在干什么？

朱一鸣在挨骂，被上百人指着鼻子骂。

封建王朝公共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谁敢这么骂皇上？

可是，大明的子民都敢骂。

朱一鸣就静静地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的文武百官在那里骂自己。已经连续三天了，上早朝什么事情都没干，就听下面的人变着花样骂，昏庸、无能、荒谬等等词汇全部冒了出来。甚至有一位七品知县从甘肃跑了过来，就是为了骂自己两句。

刚开始，朱一鸣动了很大的火气，打了几个言官的屁股。

但没有什么作用，反而是火上浇油，更多的人出来骂，骂的越来越狠，仿佛跟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

然后朱一鸣就习惯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全当听不见。在骂声中，一直琢磨更改“言官”的制度，将随便骂人这个举动约束一下。

言官，又称为谏官，其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提意见，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谏。秦朝开始有谏大夫，东汉叫做谏议大夫。

在明朝行使这一权力的是御史台。朱元璋建国之初，就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后来改名为督察员，其长官称左右都御史，主要官员为督察御史。督察御史共设有十三道，一百一十名，派往各地监察。这些人官阶较低（一般为七品），但权力很大，这叫以下督上，而且办事一向认真而死板，甚至连皇帝发出的诏令，只要认为不妥就敢退回。

对于明朝的亡国，这些言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最为自由的朝代。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皇帝，明朝再残暴的皇帝也不愿背负“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如果惹恼了皇帝，最多也只是”廷杖“。

正因为如此，明朝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扑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只能事。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朝最后一根救命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骂声依旧在，清军入关后，南明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专心对付那些来势汹汹的清军，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的骂，中国历史上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几乎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说成好色，贪婪，昏庸，一无是处的皇帝。现在看来这不是进谏，根本就是人身攻击。但万历皇帝并没有处决他，仅仅把他贬为庶民。

在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就更多了，皇帝没了脾气，只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革职处分，后来者，干脆什么都没有。

勇于进谏，尽人臣的责任本来就是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会干扰国家的运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朱一鸣也意识到，这些人已经偏离最初的意义，纯粹是为了骂皇帝而骂，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让朱一鸣不得不重视，那就是此时人们对于“身份观”的根深蒂固。

在此时，任何一位具有足够智力的人都有望成为一名学者。就理论上而言，学者是社会精华。学者占据了最高的社会等级，政治精英也由他们组成。一旦进入仕途，他们就可以管理国家、维护秩序。

农业虽然带着浓重的泥土气，却由于它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而受到尊崇。无论身居显位的高官，还是退隐归乡的小型地主，一位学者如果考虑农业问题，讨论秧苗的培育或者盛赞水利的益处，那么这就显示了这位学者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瑕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