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震惊中外的“大逃港…（2/2）

为了活命！

因为他们都是因为贫穷和饥荒，他们个个都是活人，都不想死。

1957年，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

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老百姓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

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意思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受不了了，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乘船逃往香港，引起轰动，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著作的**，所有的墙壁上刷满了革命大标语，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

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村。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可是，到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那边去！”

清楚了吧，深圳的所谓大逃港，真正的是奇迹，深圳的改革开放也是奇迹，但是这些奇迹是这些冒死“上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铺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路，我们每一个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的人，应该不要忘记他们。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香港的“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等，工作卖力要求低，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

但是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