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外蒙古分离运动分析(2/2)
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oo多人的乌滂守备队。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193o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o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作为锡副盟长的德王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
由此可见德王这时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区域自治这并不影响国家稳定相反还是促成共和制度的展。因为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既然国民政府承诺“五族共和”“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那么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区域自治可说理所当然。
在从政过程中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o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全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相、外相、6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o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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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资料的准确性——关于郭沫若谈外**立
不知从何时起网上传贴一篇让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据说是郭沫若写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这篇东西我只在网上见到过。“文革”前出版的《沫若文集》和“文革”后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文学编)我以前都基本看过不记得有这样的文章。网上各处的转帖有的没有注明出处有的注明该文表在195o年有的注明该文表在195o年人民日报最详细的是注明该文摘自195o年人民日报刊登的郭沫若所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这让我起疑:195o年中国还会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且195o年应当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而不是四周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签订条约时双方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所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照会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生拘束力。”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o月2o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告。”同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
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应当说当时**虽然没有执政但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拥护的。**方面举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活动并不奇怪。不过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到195o年及其以后是不会再举行的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于195o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失效了。有人说新中国政府是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外**立的这不准确。事实是1949年1o月16日新中国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到195o年7月3日新中国政府**主席才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
另外查阅有关资料“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只在1949年9月~12月短暂存在过它的直接前身是1949年3月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而成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而在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又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虽然有这些疑问否定的结论还是不能下。文集或者全集不收也不能说明那篇文章不存在。郭沫若在报刊上表的诗文没有被收入文集或者全集的有不少。那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能让人接受而从历史角度看郭沫若或者其他什么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可能那样说话的。事情的真相只有在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之后才能明了。最近有了这个机会。不出我所料我没有从195o年的人民日报找到那篇文章。不过我想该文的内容既然是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并且最初表在“新华广播电台”那也许是在1949年表的。于是我又查了1949年的人民日报。结果找到了。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在同日同版人民日报还刊了一个广播节目预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今晚七点五十分到八点十分演讲节目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讲:‘中苏同盟四周年‘。”郭沫若这篇广播词约有6ooo字共分五个部分网上传贴的关于外**立问题的内容在第四部分里约8oo字。网上的帖子题目应是贴者或转贴者所加。
1949年8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四周年。当日人民日报除报道郭沫若的广播词外没有其他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报道或文章。不过人民日报同日还报道了正在举行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通过由二百七十九名代表签名提出的“拥护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由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案”的消息。还有内蒙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东北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纷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消息。第二天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纪念“八一五”伟大节日拥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努力建设新中国答谢苏联友谊郭沫若等对本报记者表谈话》的报道。谈话者除郭沫若外还有阎宝航和萧三。还刊了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筹备会正式成立的消息。报道说筹备会推选彭真、赵振声、张友渔、余心清、吴晗、韩卓儒、张奚若、许德珩、钱端升、樊弘、梁思成、萧明、柴泽民、许立群、张晓梅、萧松、薛成业、古奇踪、贺绿汀、孙孚凌、诸福棠、刘一峰、马立槐等二十三人为常务委员。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一些地方中苏友好协会开展活动的消息。8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8月15日电:“民主同盟机关报北平光明日报今日刊载前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关于对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谈话。”据报道邵力子在谈话中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
**立问题。他说:“我在一九四三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向苏联提议订立与苏捷军事同盟条约一样的条约。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我不想在此分析“新华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在1949表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想在此讨论外**立的原因和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也不想在此评价郭沫若。至于最初的贴者或者以后的转贴者为什么把郭沫若文章的日期从1949年改为95o年把“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或者干脆不注明出处更不是值得我考虑的问题。我在意的只是史料的本来面目。我以为使用史料取舍是正常的误解是难免的但不能对内容、表时间和地点等原始信息加以篡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附:网络流传版郭沫若讲话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
(人民日报195o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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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提要: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介石对于**立的辩解词——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
(以下转自《蒋经国自述》)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达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乾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
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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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还包括蒙古
‘蒙古国‘_这个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世界第二大的“内6国”的形成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在日常的新闻传媒中你根本得不到一丝有关的信息仿佛那里根本与我们无关。以至于很多朋友在跟我聊天谈到蒙古时根本不知道蒙古的独立是本世纪初的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独立直到1949年才得到我国的承认。常有人从因特网上下来后象现新大6似的对我说:“嗨台湾的中华民国地图上怎么还包括蒙古?”
【转自铁血.tiexue.net】
这个问题着实让我感到尴尬。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才好。一两句话说不清说多了又难免把握不住立场。我只是奇怪对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直到四十年代末才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这么一大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土地在中国的近、现代史教科书中为什么只字不提?中国的土地丢掉了就彻底算了?连一丝印象都不能保留在人们的心中吗?照这样下去那么将来如果台湾彻底丢掉了再过四、五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也将对我们今天为国家的统一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和代价遗忘个一干二净。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计必须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加以充实。有关蒙古的事情也必须向国人讲清楚(还有大量其它的事情)。如果国家教委哪位领导看到此信应当扪心自问深深反省。现今蒙古国所在的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国土。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他们向中亚、西亚仍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蒙古的分离只是本世纪初的事。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西方列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一统江山从此开始遭到破坏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神圣国土开始惨遭瓜分、蚕食。在这里我不想谈及被沙俄吞并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想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中缅边界问题、还有其它的边界问题。蒙古问题之多已经令我无法一一道来。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掠夺、打击之下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气数已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事实上外蒙古立即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o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此时十月革命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队进攻。中**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o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转自铁血.tiexue.net】
然而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内乱中的中国也一次次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还说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还一直赖在蒙古不走直到1986年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宣布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然而这时候蒙古的独立早已成为事实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收回外蒙古主权已经不可能了。)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但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来美国因使用原子弹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迫使日本迅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
1949年1o月中国的内战以**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6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中国**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开始束缚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早知道他们今天会全盘西化当初我们就应该跟美国结盟而决不咽下斯大林的那口恶气)。
1953年斯大林死掉了(我不用逝世这个词)。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开始与中国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拒绝。中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象走狗一样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大骂中国。蒙古几乎成了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往日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接济别人。蒙古被人家无情地抛弃了。于是蒙古开始把眼兴投向了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大国、不久前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博大胸怀真是世所罕有。当初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背弃了祖国先是投入沙俄的怀抱后来又投入强大的苏俄的怀抱。今天中国强大了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待他们是何等的宽容。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带去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今天蒙古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蒙古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蒙古不知要穷到何时。
一九九五年我有幸去蒙古国访问带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做为俄化了七十多年之久的蒙古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蒙古的确已经严重俄化。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但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文物店里我看到出售的很多文物几乎就是中国的文物有古代的近代的也有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这充分证明了蒙古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密切联系。我当时就在想蒙古离开我们并不久远难到要永远地分离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要了解历史。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教训。历史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公正可言落后就要挨打被欺。为此**立的前前后后我们应当在教科书中加以体现。对蒙古的独立过程我们不能彻底遗忘。今天台湾问题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难以解决。而时间拖得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我们越生疏这期间如果我们的力量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的日期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一样做为即成事实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被迫加以承认。为此每一个有种的中国人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要把建设祖国做为自己肩上的重任。我们的祖国一定要强大我们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
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还有一点点的联系。现在台湾当局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我看可以对台湾的说法加以补充即在统一的前提下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分治的中国。然后以联邦制或联合政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或许将来还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但愿我们的祖国能够实现真正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