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乱世（2/2）

两天后，公社的材料下来了，老良被定为*、走狗、卖*、历史反革命，他倒成了木树大队乃至全公社的一道景观了。被五花大绑由几个“红袖章”牵着，到处游斗。游斗时老良的脖子上挂着一只箢箕，箢箕里装着空了的药瓶药纸盒，上衣口装里插了若干张伪钞，这都是此次抄家抄来的罪证。

老良才刚满花甲，背就深弯下去，有人背里可怜他，愤然说：“刚回乡的老良腰背毕挺挺的，一副军人模样，可眼下腰弯背驼瘦得如猴子一般，真造孽呀。”老良听了，也不和人说话，或望望天，天正有鸟儿飞过，有时看看地，地上有蚂蚁在匆匆爬行。

又过了两天，在全大队各生产队游斗完了，仍旧由那几个“红袖章”押着，老良被推推搡搡爬上了改港工地临时搭起的土台。这次，不只是老良孤独一人，而是整排的牛鬼蛇神集中“亮相”。我如跳梁小丑一般，在台上台下台前台下，或调试音响，为批判发言做准备，或领唱**语录歌，喧染会场气氛……什么跑堂的杂事，我都敢干，唯一不敢的是，自始至终没能正面瞧老良一眼，道理很简单，我作为指挥部工作人员，在阶级斗争最前沿，得与阶级敌人的丈夫“划清界线”，弄不好惹火烧身，随时有被株连揪斗的危险。按往常的规矩，像这样的批斗会，场面应该很热烈很壮观，不知是事先准备欠充分，还是此类“万人会”开得太多太滥的缘故，战火始终烧不起来，就连领喊口号的造反派头头，从扩音器中传出的声音有气无力，断断续续——一句仅有六个字的话：“打倒——牛鬼——蛇神——”，中间加了三个破折号，折成三个单词来念。也许是众人没听清楚，也许是大家尚无准备，也许是许多革命群众注意力都转向一长排牛鬼身上，一时间竟没有多少人随呼，倒是轻车熟路的牛鬼蛇神很响亮地跟了一声——“打倒——牛鬼——蛇神！”众人一下愕住了，开始有七八上十人笑，紧接着上百个，上千人，终于，憋不住，全场火山爆发似的哄笑起来。好半天，收不住。于是，在一场不够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对30名牛鬼蛇神马拉松式的批判。按照上台的先后次序老良排在第28位，也就是倒数第2位，大会规定每个批斗对象由一名造反派作中心发言进行批判，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开始发言者的稿子都是王妈*裹脚又臭又长，等到阿呆发言时，已到了中午十二点，会场开始骚动，有的悄悄开溜，主持人立马喊：“同志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见号不住大家，又使出一招：“擅自离开会场的扣工分。”这么一喊，安静了一些，主持人附耳对阿呆队长说：“简单点，不要稿子，给你三分钟。”阿呆连连点头：“我正是没写稿子哩。”他紧张至极地走到扩音器前，说：“今天，我怀着比较愤怒的心情——”主持人生气了赶紧对他说：“什么比较？应说非常或者十分愤怒的心情……”阿呆一时乱了手脚：“不是比较是非常十分愤怒的心情‘狼狼’（把狠字说成狼字，主持人不好再作更正）批判反革命分子黄石示*主义的滔天罪行，一次我家的大黄狗偷吃了他圈里的猪潲，他就*起扁担把可爱的大黄狗打了个半死。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打狗欺主！台下有个调皮伢崽插话：‘伟大领袖语录中根本没有这一条。’”阿呆鼓起腮帮立马分辨：“怎么没有？在第138页倒数第3行中可以找到。”弄得大家又笑了。

主持人赶紧拉闸刹车。吼道：“散会！”大家难得有这样一场精彩的喜剧观赏。竟忘记了疲劳和饥饿，迟迟不肯离去，直到武高武大的指挥长亲自出马，又喊了几遍“散会”！才散了场。

当民兵们用枪托将“牛鬼蛇神”砸下台时，窜进一个矮汉来，他一手抓住老良的上衣后摆，一手握拳，朝老良背心擂去，“哎哟！”老良惨叫一声，栽倒在台下。我看清了汉子的尊容：黑脸，扫帚眉，造反司令和他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我暗里咬牙骂道：“***，一句快报之仇，你们何时才能报尽？”

若不看那皑皑的白雪，不看那大门上的红对联，我还不知道今天是大年三十。时日来去匆匆。天刚粉亮，队长通知社员去祖先堂屋“吃忆苦餐。”从开始，过年吃忆苦餐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仪式大体相同，先忆苦后吃饭。一晃五年过去了，今年会不会“推李出新”呢？公共食堂虽然散伙了，社员可以经营一点自留地了，但老天不帮忙，队里收成不好，干嘣嘣的谷子交了公粮，再留下明天的稻种，剩余的作农户口粮，少得可怜，绝大多数人家连过年米都没有。可那些张嘴要吃的孩子，却巴望过年，能穿上新衣，吃上一餐饱饭。我家陶陶的要求并不高，只求帮她改变一下衣服的颜色。我问她：“什么样的颜色好？怎么个改法？”她卟哧一笑，说：“妈你是不故意装傻吧，很普通的，城乡都流行的那种。”她这话真把我弄糊涂了：“妈真的不知道什么颜色最流行。”陶陶旋急进里屋掀开木箱拿出一个小红布包袱，抖开，里面包着几样她心爱的东西，十几枚**像章，圆的，磁的，铜的，各式各样，还有一张**和林副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彩照。我饶有兴趣地问：“哪里弄来的？这么多。”陶陶神秘地一笑：“暂时保密。”她拿起彩照，指着上面的红卫兵说：“我要的就是他们穿的这颜色。”我告诉她：“这叫草绿色。”叫我为难了：染坊染不出，这类布料虽有买，但价钱贵，还要花钱请栽缝，很不合算。

突然想起堂弟的大孩子刚退伍回来，说不定他有多余的军装，于是我做通了侄儿的工作，象征性地给了点钱。连夜我把军装改好了，陶陶穿上拿镜子一照，蛮高兴，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学风行一时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的一句道白：“谢谢妈！”

做哥哥的转过一张黑陶瓦罐一样的脸看了看妹妹，说：“男不男，女不女，军不军，民不民的，一点也不时髦。”

陶陶的自尊心受了刺激，满脸通红地对我说：“妈，黄立他没资格当红卫兵，往我身上出气。”我横了他哥妹俩一眼：“莫乱讲，别人听见了不好！”“吃忆苦餐罗！”生产队长又在喊。

老良一直在焦灼中愕着神，而且在这焦灼中，想起了什么，对我又好像对他自己说：“我去不去呢？”

我随口应道：“队长喊吃忆苦餐，是对全体社员喊的，并没讲哪个人不能去。”

老良心事重重地说：“你又不是不晓得，每次去他们都要拿我开刀，或含沙影射，或公开批判，我只有低头弯腰挨批的份，那痛苦，谁能体会到。”

我说：“要不，你留在家里，把那几只麻雀杀了，一只麻雀四两参，几只麻雀差不多斤把参。弄出来，晚上吃，度除夕。”

老良“嗯”了一声。这些麻雀活该倒霉。近来，常成群结队飞到天井里啄食，讨厌死了。昨天，出了太阳，天井里的雪刚化，雀们便光顾了。我便对陶陶说：“快拿筛子来捉。”陶陶早就对它们怀恨在心，巴不得宰尽杀绝。听我一说，雀跃起来，立刻从杂屋里拿来筛子，我找一根纳鞋底的绳，拴到*寸长的小木捧上。再往天井里撒把谷子，然后将筛子扣在谷子上面，用小木棒撑住，叫陶陶牵着绳子，躲到角落里，等待麻雀们的到来。陶陶两肘架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着，手牵着绳子，只要猎物进去啄谷子，一拉，筛子便将猎物罩住。她两眼直直地瞪着，呆了老半天，连猎物的影子也没看到，自言自语：“你不捕它时，它尽来捣蛋，捕它时，它躲着不出来，气死我了。”

我正坐在门边写日记。从上初中起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至今，几乎没间断过，不管多忙，总挤出时间来写。我拿眼对陶陶说：“你这孩子办事少耐心，这点不像我。”陶陶眼也不抬地说：“要都像你，可就糟了，每天都在记变天账。”我拉长了脸：“玩笑怎能乱开？别人听见了多不好。”

陶陶吐了吐舌头，专心致志地守住阵地，瞄准猎物。不一会，她尖着嗓子向我报喜：“妈，罩住了。”我跑去一看，果然有几只麻雀被罩在筛子里，它们扑来扑去，很不安份的样子。陶陶急着要去揭筛子，我一把按住她的手：“莽撞不得，妈有办法。”转身进屋拿了只小布袋，叫她把袋口张在地上和筛子的连接处。我慢慢地将筛了掀开一条缝，手从缝隙里伸进去，很快3只麻雀都捉进了袋子。初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陶陶。第二天，第三天，陶陶满怀信心上阵，照此方法捕捉，战果辉煌。三天共捕了七只，一并扣在蔑篓里。昨天，陶陶不小心揭开篓盖看时，飞走了二只，剩下的五只全家五口，每人刚好吃一只，对于许久冒吃到肉分子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份难得的美食。

“吃忆苦餐哟！”这是第三次通知了，再不来，罚工分！生产队长显得很焦急，终于耐不住性子，才使出这一招。不吃忆苦餐，要罚工分，岂不心疼。我拿碗筷和小板凳，赶紧往外走。立立就板起面孔，说：陶陶，你怎么还愣着？陶陶从恍惚愣神中醒过来，眨眼瞟了一下哥哥说：你们先走，我在找我的**纪念章。

可是当我走到家神堂屋里时，却发现来的人仍然不多。其中多数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小孩，老人靠着墙根，或猫在角落里，巴哒巴哒抽旱烟，或嘁嘁嚓嚓说闲话。喜欢热闹的小孩或上蹦下跳，做迷藏，或用筷子敲着碗取乐。生产队长，四十来岁的矮个子，有事没有总是眯着一双眼睛，鬼点子挺多，见这稀拉的场面，一时却没了主意。阿呆比他更急，忆苦餐没人吃，不仅浪费了粮食，就连挖野菜的工分还不好往下摊，更重要的是，忆苦会开不成，准挨大队一把手的“克”。他袖着手，埋下头，在堂屋前来回走动。

阿呆的堂叔讲了话：“忆苦餐也不是这么搞的。”他捋了捋胡子，指着摆在面前的三只大木桶说：“往年的粥虽拌了一些野菜，但比较稠，多喝几碗，还能填肚子，可今年的，稀得能照出人影来，而且尽是野菜，比猪食都差。”

一位五保老人接过话茬：“年年过年吃这玩艺，比旧社会还不如，天气又冷，谁愿意来挨冻受饿。”

社员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我哪敢插嘴说不，只是呆坐一旁听着。

阿呆的堂叔又说：“罚工分有屁用，十个分工才一毛多钱，谁稀罕这臭钱，倒不如弄头猪杀了，按人头每家每户分上半斤八两肉，人家自然会来。”

阿呆收拾黄牙，许久没开口，想了一阵，小声对生产队长说了一通，生产队长开始惊讶接着皱眉，然后点头，便扯开嗓子说：“吃忆苦餐后，分肉，不来的，没份。”转脸对阿呆队长朗声说：“去杀猪吧，虽然小一点，但肥着呢，你主持会，我去杀，好过秤，明年一开春就付钱。”随后他又叫队里小会计，两人扎脚捋手一起朝阿呆的猪圈方向走去。我望了一眼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有几分莫名其妙的感动。

大雪初歇，一切都变得明亮了，天上地下，亮得耀眼睛，到了上午9点钟，有的扶老携幼，有的抱儿带崽，都是全家出动，连不准备上阵的老良，也被陶陶强行拉着来了。数数人头，可以说破天荒出了“满勤”。这“猪肉”的诱惑力真大，雄辩地证明了“物质变精神”的强大动力，我迅速明白了这一点。

进来的人手里都拿着碗筷，脸上堆满了笑，一派喜气洋洋的样子，阿呆对站在身边的生产队副队长挤挤眼，也弄出笑容。副队长立马将大门关上，还拴了木方，一则因气温太低免受北风侵袭，二则防止叫花子贸然闯入，破了吉利。按我们这里习惯，凡属农家吃年饭，都要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殊不知这样的忆苦年饭连猪狗都不愿光顾，何况讨饭的叫花子呢，其实大可不必把大门拴牢，我想。

下面的人便喊：“头儿，九点半了。”

阿呆也知道九点半了，但因自己记性差，一下忘了会议程序。他寻思了半晌，还没理出个头绪。我急中生智，朝他作了个手势，然后指了指正面墙上的**像，他很快明白过来，喊一声：“全场起立！”接着喊：“向**致革命敬礼！”社员们行完三鞠躬后，他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我又指了指自己手里的《**语录》，他立马转过身面朝**像，右手举起《**语录》在头顶左右晃动，带头喊道：“敬祝——**——万寿无疆！”众人随着呼喊，声音宏亮，整齐。接着，我从容地往前挪两步，打拍子指挥大家齐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我这一革命行动，大伙并不感到意外，因我是老大队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编导，每逢大会小会唱歌都由我领唱和指挥。这首歌在场的人不知唱过多少遍了，滚瓜烂熟。这次唱来，不少老人勾起了对“万恶的旧社会”的辛酸回忆，情不自禁地洒下了凄楚的泪水，坐在我面前的张大娘，歌停了蛮久，还在用一方手帕揩眼睛呢。阿呆向我投来一瞥，显然是对我配合他唱“双簧”的感激。

有个孩子偎在*的怀里叫喊：“我饿了。”他这一喊，于是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喊饿。阿呆的堂叔对阿呆说：“莫讲孩子们饿，就是我们大人也抗不住。革命礼也敬了，革命歌也唱了，喝革命粥吧，你下个令吧。”

阿呆显出很为难的样子，搓着手好一会才说：“还有一个环节没进行——等忆完苦再吃吧。”阿呆的堂叔除年长辈份高外，还有与阿呆是堂叔侄这一层关系，因此他敢想敢说，众人也很敬重他。他一听堂侄这句话，就寒着脸，说：“什么环节竹节，就是祖上传下的规矩也可以改，我的意思，先吃了再说。你听懂了吗？”

阿呆立即点头表示听懂了，便说：“第四项——吃忆苦餐。”

人们一哄而上，前边的人踩伤后边的人的腿，后边的人踩落了前边人的鞋。几个小毛孩，奋不顾身地从人墙中钻过去，抢先站到了粥桶旁，伸碗盛粥时，烫得哇哇叫，个个脸上头发上“挂了彩”——沾满稀糊糊的粥液和野菜末，气得家长通娘不赢。

阿呆阴着脸，骂道：“*的，挤死呀！”

有人不满地回应：“过年你怎么骂人呢？一碗粥，他娘的算个卵！”我暗里觉得好笑：指责阿呆不该骂人的人，其实自己也在骂人。

阿呆拍拍副队长的肩膀，说：“你赶紧找两个帮手，每人守住一只桶，负责掌勺分粥。”又转身对大伙说：“排成三列纵队，按先后次序，领粥！”

我的嘴巴很激动，发出极有韵致的“咝咝”声。我那大堂侄保持着快速敏捷的军人作风，他“吧哒”完三大碗后，又到生产队猪场“巡视”一遍转来，兴奋得嗷了一声。堂弟一惊，问：“这么快就杀了？”

大堂侄说：哪能杀得这么快，队长还在磨刀哩。

有人怀疑：“这么久，怎么还在磨刀？”有人却说：“只要靠得住，慢一点不要紧。”

这时，外面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阿呆听出是大队支书老赵的声音，急忙上前开了门。石村长一倒，他又官复原职。“吃了吗？”阿呆问。“嗯。”老赵看了一眼堂屋正在喝粥的人们反问：“十点啦，还在吃？会开了吗？”“还没有。是不是今年破例，不开算了，反正都是老一套。”阿呆狗直一根肠，照直说了。

“忆苦餐，只进餐不忆苦，怎么行？公社抓得很紧，还催我汇报哩。你这个同志呀——”他声音拖得老长，因是过年加上又在众人面前，不好刮这个下级的胡子，而一时又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开导，便说：“我看你脑子里少了一根弦——”“一根弦？”阿呆云里雾里。

“对，少了阶级斗争这根弦。”老赵裹紧披着的黄大衣，抱住双臂，踱到**肖像下，指着**的像滔滔不绝地作起报告来：“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它无处不在。有个反革命分子给他的三个侄儿取名字，大的取名荣华、*取名为富贵，老三是女孩取名为金子，三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叫做荣华富贵，金子。纯粹是资封修的那一套，好处全让这一家子占尽了。（其实不是老良取的）还有，这人给自己一双儿女取的名字也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儿子叫立，黄立，小女儿叫业，黄业，合起来就是‘立业’，立什么业呢？他想让他的”孝子贤孙，将来继承反革命衣钵，立复辟资本主义之‘业’……老良垂下脑袋，后悔不该来，当待宰的羔羊。陶陶气得不行，想站来辩解，被我紧紧按住。

“像这样令人吃惊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太多了，我暂时讲到这里，下面按仪式进行‘忆苦’，哪位革命群众发言？”

阿呆点名要五保户徐大娘讲，老人却谦虚，忙说自己牙齿不关风，讲不好。阿呆又点李寡妇的名，李寡妇扭妮了好一阵才期期艾艾地开言道：“主席硬要发言，我只好勉强讲几句……”她刚打开场白，生产队长手里拿着刀，风忙火急跑进来，大声嚷道：“阿呆叔，这猪不能吃。”阿呆训斥道：“好生生的猪，怎么不能吃？你冒疯啦？”

生产队长着急地说：“刚才，公社兽医路过猪场时，看了猪，他说有蛮重的病，吃了会传染给人的，于是我请他给猪打了针。兽医说，至少还要打五天针，病才会好。”阿呆只好说：“对不起大家，明年清明节也快了，那时分肉吧。”

穷苦村民的情绪低落下来，纷纷搬起凳子往外跑，连支书也没号住。有的在嘀咕：“哄人哩。他们的鬼话谁也不听了。”

时间在指头中间滑过，不觉到了1971年初春。经附中校长（原乡助理）推荐，我被借到该校代课。

附中的校园比前几年冷清多了，贫下中农进驻了学校，红卫兵们不像原来那样呼来喝去，四处糊大字报，随便揪人了。教室里的玻璃全碎了，学生稀稀拉拉的。我低着头转了几圈，从厕所前经过时，想起六年前我在这儿冲洗厕所的惨景……就在围墙边看见几年前的难友方老师，她正同一些“犯人”挥锄铲草皮。

方老师比从前瘦多了，穿着黑色衣裤把皮肤衬托得更黑了。她铲了几锄，手便撑着锄把，脑袋搁在把端，*一会。我犹豫了一下，不知是否该离开。忽然，她拿眼一望，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似乎认出了我，她张嘴想喊，却没喊出来。我趋前几步，轻声叫道：“方老师。”方老师愣愣地看着我，发出轻微的声音：“你还好吧？”我点头。“你先生和孩子呢？”“还好，女儿和我都来这里了。”她脸上有了一点淡淡的笑容：“咯就好。”那边过来两个人，脚步咚咚，正气凛然的样子，围墙边的人们都加快了动作。方老师冲我摆了摆手。

我刚转身走几米，传来喊“王老师”的声音，这声音挺熟，定神一看，竟是阿呆主席。我感到很意外，他来学校干什么？锄草的人为何一见他便害怕？阿呆主席自我介绍起来：“我也才来，只比你早几天，作为泥脚杆子的我，要不是托**的福，沾文化革命的光，怎能进学堂，管读书人？”

我说：“如今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你来，理所当然，日后请多关照。”

阿呆主席坦然一笑：“你我打断骨头连着筋，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次调你来，主要有我一票，因为我最了解你，我提的，他们不敢不听。不过，这话莫对别个讲，省得人家说我有私心。”

我说：“谢谢。”和他边说边走，不一会，到了我住的地方。请他进去坐坐，他迟疑一下进了屋。我倒了一杯热茶摆在茶几上，微笑道：“你整天忙这忙那，挺辛苦的。”他口渴了，吹了吹气，把一杯茶全喝光了，下巴灰色的短胡子上排满水珠子，顺手一拭，正要往茶几上铺着的白方巾上擦时，我瞧着失声轻轻地“啊”了一下。他还算机灵，不动声色，手落下来的时候，擦在裤子上了，嘿嘿两声。

这时，校长拿着一摞资料急匆匆走进来，第一眼就看见了阿呆主席，校长脸上立马堆满了笑，毕恭毕敬地说：“主席原来在这儿，把我找得好苦哟。”他省掉前面“阿呆”两字，岂不等同中央主席了？阿呆主席摆出“领导阶级”的架子，漫不经心地说：“在*场上，差不多转了一整天，他们还算老实，干活比较卖力，过两天就能完工。”他赶紧声明：“口干了，找王老师讨杯茶喝。”于是又用颇为严肃的口吻问：“么子事要向我报告？”

校长说：“区革委打来电话，指示我校文艺宣传队赶排一台节目，在‘三八’庆祝会上演出，还指示正式演出前，要安排宣传队去立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校长抬眼望了一下墙上的挂历，拧紧眉头说：“离‘三八’只剩下十几天，这么短的时间，要编排一台节目，拿不拿得下来？”阿呆主席拉长脸说：“拿不下也得拿。同志，这是红色*交给我们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任务，不能打半点折扣，我的意见即使是停课也得搞。复课闹革命，首先是闹革命，宣传思想是最大的革命。”

校长唯唯是诺：“一切按您的意见办。这事就劳驾王老师。王老师的课我去调好，日夜加班。”说罢，把手中的资料递给我。我真有点为校长呜不平，为什么满肚子学问的一校之长，却在一个目不识丁的种田汉子面前仿佛矮了半截，这世道怎么啦？

接受任务之后，我连续加了几个夜班，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节目编好了，演员选出来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强化排练，13个小型歌蹈加曲艺节目，搬上学校简易舞台，作汇报演出，阵阵掌声从500平米的礼堂里响起。我一直站在台上指挥，往下看，舞台前第二排全是坐着区公社革委、贫宣队和学校领导，唯有校长左侧的位子空着，应该是阿呆的，他人呢？难道不感兴趣？中途溜了，不可能。我知道这人的秉性，喜欢凑热闹，往常村里唱皮影戏，不挖台脚他不会离开，何况今晚的演出，除戏的质量高，几级领导都在场，更重要的是节目排练中他自始至终都守着，生怕出问题。我四处寻找，原来他蹲在大幕旁，一边张大嘴巴呵着气，一边上上下下看着表演的女生。

演出后，校长立起身：“请各位领导留下，评评。”阿呆主席这才从幕布中钻出来，坐到属于他的位子上。阿呆主席抢先发话：“大家说说演得怎么样？提提建议。”在场的人沉默了好一阵，又想了好一阵，区领导先说：“总体感觉不错，掌声也很热烈，就是跳《忠字舞》时，女演员的屁股本来就大，加上扭得太历害，恐怕使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冲淡政治内容。”一位公社领导补充：“《朵朵葵花向太阳》的道具要改一改，用地里长的葵花代替纸扎的葵花，这样更真实更贴切。”有个造反派头头发表不同意见：“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再说，我们这儿不产向日葵，百里外的湖区才种，即使弄来也不容易。”我只有老老实实边聆听，边作笔记的份，明知公社领导的意见荒谬，却没敢插话。校长说：“时间不早了，会就开到这，大家提得很好，该改的改，用**的话，坚持对的，改正错的。最后请主席作总结。”阿呆主席正端起茶在喝，一口倒个精光，大手又嘭地在杯口一拍，拍出沉底的茶叶，然后又很响的一口，便大嚼起来。末了，光辉灿烂地一笑，说：“学生伢妹子演得好，大家也都说得好，我没啥意见了。”

队员们自带服装道具，一色的红卫兵装束，硕大的**像章在他们胸前一闪一闪的。一队人顶着日头爬上崇山峻岭，到公社边缘的上洞、卫红、大桥等村演出，打一枪换个地方，次日又转到另外一个村子。连领队的阿呆也感到吃力，我担心同学们吃不消，然而听到他们顶天立地的脚步声以及斗志昂扬的歌声，才感到自己想法幼稚。打不离手，曲不离口。演出次数多了，唱腔，台词乃至伴奏熟练了。接下来，在立新水库工地的慰问演出也好，在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公演也好，可以说效果都达到了极致。但在“三八”节上午正式演出前却闹出一个笑话。事先我安排陶陶作报幕员，因为她一米六的个子，扮相也好，尤其吐字清楚，印了农村一句土话：不是娘夸女，硬是妹子生得乖。陶陶化完妆，穿起那件特制的白色小汗衫，觉得紧紧地箍了*，竟箍得极舒服，外面套上草绿色军装，再扎上宽皮带，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我看了一下，感觉也不错。

阿呆在舞台上百般无聊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还不时吹口哨，搞得正在化妆的演员心里烦透了，又不便当面制止，便压低声音骂他神经病。见他踱到化妆室里来了，我立马向他们打手势。不料，他站到陶陶跟前，审查起陶陶的装束来，端详一会之后，虎着脸说：“上衣太短，差点露出肚脐眼了，皮带束得太紧，里面的内衣太小，鼓得*像两只小山，丢人，赶紧改过来！”语气强硬不容置疑。

见他尽挑毛病，陶陶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眉头一皱，撅起小嘴说：“你不懂！一个……”后面的“大老粗”三字没吐出来。

阿呆眼一横：“我不懂？不懂能当主席吗？能代表红色*管理学校？不懂的才是你们这些奶臭未干的丫头片子，你连臭屁香屁都分不清。”

周围的学生都围上来，他们早看不惯他这傻乎乎的模样，更看不惯他盛气凌人动不动训人的臭架子，压在心底里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你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还到这里神气！最好走远点，走得越远越好！”震撼山康的声音，惊动了台前的领导，区革委副主任和校长气急败地跑到后台化妆室里，边打手势边威严地低声音说：“你们吵什么？吵什么？庆祝开会开始了，一把手正在作报告。谁再吵，处分谁！”

屋子里才平静下来。但等两位领导一离开，阿呆开始发难，很不屑一顾地挥动着手臂说：“谁不听指挥，故意和我过不去，当心有好果子吃！”

陶陶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哭声很沉重，如同一块巨石，跌落在谷底，发出滞涩的回声。她走到我跟前诉说了一切，我心里一沉，连忙搁下眉笔，对等我化妆的两个女生说：“稍等，我过去一下就来。”找到后台，对阿呆说：“陶陶的装束是我看过了的，不能怪她……。”他气愤地打断我的话，说：“哟，原来你是她的后台。你怎么这样糊涂，如今什么年代了？还这般打扮，你看革命样板戏中的常什么宝，还有举红灯的林妹妹（把铁梅的梅说成了妹），她们就没穿极短的上衣，*一塌平的。”

我想笑又不敢，便平静地解释：“正因为年代不同，常宝、铁梅才穿着旧时代那种大襟褂，而时下兴军装，我见过许多解放军女战士，她们的服装就和陶陶穿的一个样，上衣也扎在皮带里。再说，陶陶今年16了，像她16岁这般年纪的女孩，已开始发育了。”

不知他听没听懂我的话，也许他怕当众丢面子，不好下台阶，只稍稍作了些让步，要我责成陶陶最好不要扎皮带，或把皮带放松些，别扎得那么紧。我把这话对陶陶说了，陶陶天生倔性子，哪里肯听我的，反把气往阿呆身上泼：“偏不，看他拿我怎么样？”

这下可不得了了，阿呆张牙咧嘴瞪起眼：“敢跟我顶嘴，看你有多大的本领，也要惩转来，我宣布取消你的报幕资格，靠边站！”

正在这时，礼堂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把手的报告结束了，马上就要开演了。校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后台，直嚷：“大家敢快作好演出准备，严阵以待，报幕员先上！”

我焦急地把目光转向陶陶，说：“快去！”陶陶呆呆站在角落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真拿她没办法，骂她揍她吧，只会把事情弄僵，怎么办？另选贤能。我便做其它女生的工作，她们均以“报不好”为由，故意推却。那个平素与陶陶关系好的男生——唱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郭建光选段的郭建清，故意盯着阿呆叫道：“有种的快上啊！”目光像刀子一样吓人哩，旋急几个男生也一齐吼道：“对，有种的快上啊！”莞尔，站在那里，得意地晃着脑袋。

阿呆自言自语：“报幕，不就是打个开场白吗？蛮稀奇，没人去，我去！”他反剪着手走向前台，还一路哼起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谣：“东风吹，战鼓擂，这个年头究竟谁怕谁！”

当我从梦中醒来时，制止也来不及了，只见红色的帷幕徐徐拉开，前奏曲嘎然而止，阿呆瘦瘦高高地站在舞台中央，从背后拿出一只手，摸了摸自己花白的脑袋，想掩饰一下内心的紧张，抬眼看了看台下的观众，笑了笑，接着又向前走几步，欠*子，掌声响起，不过不太热烈。我站在乐队旁观望，阿呆主席往日对待我们“臭老九”那副狠相不见了，一站到舞台上，就是个和气一团的爷们了。他高声说，全体革命妇女同志们！台下有人往地上“呸”了一口，冷笑几声。我感到奇怪，这话没错呀，今天开“三八”妇女节庆祝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再往下一看，原来会场里坐着的不全是妇女，还有许多中小学生和为数不少的男子汉。因了全社近四分之一的妇联主任和妇女队长由男姓干部兼任。阿呆主席没留心，犯了个语法错误，不应在“同志们”前面加上定语“全体……妇女”四字。还好，会场秩序并没因此产生太大的波动，于是他抬起手臂喊道：“今天是三八节，我校思想文艺宣传队给你们传经送宝来了……”我透过帷幕拉在墙边的缝隙，看见有人偷偷地笑，有人窃窃私语：学生伢子是向我们汇报演出，还传经送宝呢，也太不谦虚了。阿呆接着说下去：同志们不要见笑，我是个流氓……观众中爆发一阵难以抑制的哄笑。

“确确实实的流氓，祖宗三代都是流氓，我祖父三岁死了爹，七岁为地主放牛，做了四、五十年长工，我父亲八岁没了娘，当了一辈子睁眼瞎，到我手里田无升合，地无寸土，靠打短工，进山挑脚，还维持不了一家四口的温饱，我哪有读书的份……”

他怎么忆起苦来了？许多观众开始坐不住了，纷纷离去，好在被守门的“红袖章”挡住，一把手爬到台上又是拿起麦克风喊话，又是有力地挥着手臂用肢体语言才制止住。

“到了1960年，大旱一百天，田里颗粒无收，比解放前还要苦呢，我们村里就饿死了十多人……”可能是这段苦不该忆，台上台下更是一片混乱。有的男青年起劲地吹口哨，恶作剧地大声喊道：“简直是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污篾！”有个蛮小伙站到靠背椅上高呼：“把这家伙轰下台去！”顿时，吐口水的，呼口号的，拍桌打凳的，乱成一片。阿呆主席耷拉着脑壳，溜走了。

我毅然决然朝乐队挥手，立时《太阳红，**最亲》高昂激越的前奏曲响起，紧接着26名男女队员，手里摇着鲜花，舞着鲜红的彩绸，跳起欢快优美的舞蹈，声情并茂，使观众们暂时忘却了心头的不快，沉浸在欢愉的海洋中。接下来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我安排得分外紧凑，队员们也很卖力，步步推向*。落幕时，已过晌午了，许多观众还呆愣地站在原地不走，一个劲地问道：“还有吗？”

队员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站到台前谢幕，我注意数了数，总共谢了4次，这在那精神贫乏的年代，是破记录的。队员看着我，我看着队员，流了两滴泪。

下学期初的一天上午，第一节课，我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暑假农村见闻散记》，告诉同学们如何审题、立意、谋篇等，特别提醒他们，这是一篇记叙文，用散文笔调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具体要求：一是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反映农村“一抓三促”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气象，新变化，歌颂中出现的新人新事。二是全文不得少于1500字，先打草稿修改后抄到作文本上，第三节课后交上来。这样一举两得，既检验学生过来的学习成果，又作为向国庆21周年的献礼。

整整一上午，由我唱“独角戏”，包打“红瓤西瓜”，学生写作，我在课间巡视，走到中间倒数第三排孙石滚面前，他握着笔，目光却投向窗外。窗外阳光特别好，几个初中部的学生就在这样的阳光下，背着书包经过我班的教室前，向校门口的一排大杨树走去，刹那间，那几个捣蛋鬼，像猫一般爬上树，掏喜鹊蛋。石滚看得入神竟然“嘿嘿”笑出声来。引得周围的学生齐刷刷地瞄着他。我伸手在他的桌子上敲了敲，提醒他莫打野眼。第三节课开始，我发现石滚的座位空着，便拍了一下教鞭问道：“孙石滚呢？”同学们默不作声。我又问：“今天值日干部是谁？”

陶陶举起手。我说：“你知道石滚同学去了哪里？”陶陶摇头。我说：“你去把他找来。”

好一会，孙石滚才被陶陶垃进教室。我问：“你是不是上树掏喜鹊蛋去了？”

他昂着头，没回答。我冷静地说：“你连草稿都没打好，人家快交作业了，知不知道？快坐到位子上去写！”他仍站在原地扭扭头，冷冷地剜我一眼，那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又扫向陶陶，在扫到陶陶时，我感觉他的目光在陶陶身上停留了好几秒，该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我没再理他，就坐在讲桌后面批阅作业。心想，坐在面前的不再是挂鼻涕穿开裆裤的娃娃，而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了，他们该有自律、自制能力。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都去管。孙石滚见我不理他，以为是故意冷淡他和他过不去，于是把黄军帽的帽檐往上一推，挺起*，昂首阔步，朝空位置那边走，蹬，蹬，蹬，发出脆响，有的人住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身影，有的人偷偷地笑。他飞起一脚，噼哩叭啦，凳子撞在桌子上，倒了，坐在后面的陶陶低声说：“你拿凳子怎么不用手？”孙石滚狠狠挖了陶陶一眼，昂着头，气呼呼坐下，找作文草稿，没找着，便抬眼前后左右搜索，见草稿竟安然躺在陶陶的桌子上，他如旋风般拿过来。陶陶小声劝道：“要下课了，快写吧，免得交白卷。”

陶陶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催促他完成作业。他居然不领情，把黄军帽的帽檐往左一拉，发出刺耳的吼叫声：“交白卷怎么啦？张铁生交白卷，成了全国的英雄！”

这话今天从孙石滚口里说出来，我并不感到意外。孙石滚自呜得意，望望这个望望那个，许多人没有理他，可见他在同学中并没有多大市场，起码这句话没有引起共呜。

陶陶被他抢白，受了委屈，抽泣着，眼睛红红的。

课后，我把孙石滚“请”到办公室，竭力控制着自己，跟他慢慢聊起来。从万恶的旧社会——穷人没受教育的苦，说到幸福的新社会贫下中农翻身作主人，掌握科学技术建设国家的甜，不知他听没听进去，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不知不觉敲响了开饭的钟，我起身：“下次再谈吧。”他头也不回走了。

整个一天，我忙得连轴转。中午，扒了几口饭，把碗筷往陶陶面前一推，埋头去画刊头了。画面是我早已打好了腹稿的，两个小时便作好了。三面红旗迎风昭展，配上金黄色的杆和穗，白云兰天作底色，上书“国庆特刊”四个仿宋字。用以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简称三面红旗）。对刊头的立意和构图，我是相当满意的，也赢得许多师生的喝彩。下午最后一节课，陶陶和同学们在*坪里上体育课，我独自在教室走廊墙壁上张贴特刊，那是从18个学生作文本上剪下来的优秀作品。因我所在的走廊正对着*坪，所以对*坪里传来的嘈杂声听得清清楚楚。

大概是为跳高的事发生了口角：“跳得高象，跳得矮象刘文彩。”这是陶陶的嘻笑声。

“好哇！你反动，竟敢污篾伟大的林副统帅。”马上受到石滚同学的反击。

“一个男子汉连90公分高的杆子都跳不过，不害羞吗？你就是刘文彩，怎么着？”陶陶不服，尖着嗓子喊。“我要向校领导报告，说你攻击林副主席。”“黄叶是开玩笑的，你何必当真呢。”有同学劝道。“不行，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非告她不可！”场上一片死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陶陶吓得要哭了，但眼泪却倔犟停留在眼底。全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陶陶身上。我的身子开始剧烈地颤抖，仿佛听见脚下的凳子发出痛苦的*……

第三天，也就是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的9月13日，我以政治扒手的罪名又被揪出来了。这天，木树小学开批判会。上午*点钟光景，我头戴用报纸扎的高帽子，胸前挂着马粪纸制成的大牌子，高帽子和牌子上分别写着“政治扒手——王羽新”七个醒目的大字，还用红笔在我名字上打了3个××，酷似法院布告上枪毙的死刑犯。当时我与教育界十多个“牛鬼蛇神”从村口经过时，村里人感到格外惊讶，纷纷议论开了：

“想不到王羽新老师当了扒子手，被揪出来了。”有人咋舌。

“不可能吧，我看王老师根本不是这种人，平日她为人正派，胆子又小，走路都怕踩死蚂蚁。”有个婆娘不屑一顾地应道。

“我亲眼看见那牌子上明明写着扒手二字，哄你是猪。”开头那人瞄众人一眼，大声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年月社会上太乱了，什么缺德的事都有人干。大前天，我家里的一只芦花鸡就被人偷了，是养着留给媳妇坐月子吃的，气得我两个晚上冒落枕。听说，镇上的贼多得不得了，今日供销社偷走了红糖，明天肉食站屠桌上少了副下水。”一位秸杆女人不紧不慢地说。

听到的人就笑，笑过之后就正经八百地说：“按你的说法，你家的鸡，供销社的糖，还有肉食站的肉都是王老师这‘扒手’偷了？不对！同志姐，你不懂‘扒手’前面——政治两个字的意思吧，政治是什么？是不流血的战争。就是要把像王老师那样有能力但出身不好的人揪出来，斗倒斗垮。”这人书读得不错，还挺明事理的。说罢，他的嘴朝学校方向努了努：“看热闹去。”

学校的*坪上和几间教室里早就挤满了人。连桌子上、凳子上、过道上早就没有了下脚的地方，外面仍然有人往里挤。碰了头，踩了脚了的喊叫声此起彼伏。阿呆主席觉得今天的人比那天批判石村长的人多多了，阿呆主席还觉得再这样挤下去可能要出事，他就让木树大队造反派在院子门口站岗，快一点关门。几个小伙叫着号子把门关上了，门外的人就喊成一团。阿呆主席说：“别喊了，别喊了，谁让你来晚的，来晚了就站到外面听。”

批判会上旧账新账一起算了我的“累累罪行”，新的罪行就是复课闹革命以来不安分守己，不接受群众监督，继续进行*主义活动。上台揭发我的是教育界几个造反派，还有我的学生——革命小将孙石滚。孙石滚被区社造反派头头拉上土台，好一阵，他才颤颤地从口袋里掏出发言稿，睨了我一眼，黑黝黝的圆脸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发出颤音：政治扒手王羽新睃使她女儿污篾我们伟大的林副统帅，说我跳得高象，跳得矮象刘文彩，这不是明目张胆攻击林副统帅吗？这不是咒骂我们贫下中农孩子是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吗？

造反派头头带头呼口号：“誓死保卫林副统帅！”

孙石滚继续揭发：“王羽新还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附中一位造反派抖出一幅画，他指着画面说：“这是王羽新大前天贴出来的墙报刊头，她在上面画了三支长矛，把三面红旗刺穿了，简直是胆大包天，用心险恶卑劣之极。”这位造反派怒不可遏，猛地窜过来，揪住我的头发，命令道：“向人民低头认罪，三鞠躬！”停了半拍，喊道：“一鞠躬——”我昂着头。他又喊道：“二鞠躬——”我仍昂着头。那家伙没再喊“三鞠躬”了，见我顽固不化负隅顽抗，便改用另一种办法折磨我，想逼我就范。他一脚踢在我的后腿上：“双腿前屈，双手前伸。”像做广播体*第三节屈腿伸手动作。“士可杀，不可悔。”我想，只要不低头，做做广播*何妨？但这么站着，时间长了，真难受，在*的阳光下，汗珠直滴，腰背酸痛。过了一会，造反派头头嚷道：“请木树大队革命群众上台揭发。”台上台下一片寂静。造反派头头急了，睁大眼睛，寒光凛凛地凝视着阿呆主席，阿呆主席慌忙朝芳芳老师打手势，芳芳老师一甩乌黑的辫子爬到台上，她为了印证揭发材料的正确性，挥着我当年的毕业证书说：“同志们，这是王羽新想变天的罪证，连25年前印有国民党党徵的花纸还保留着，是革命造反派从她家里抄出来的。”她还列举了一桩桩罪行，说某年某月在我担任木树小学校长期间，借实物教学之机，强迫学生劳动，结果种下的蔬菜被我家吃光了；还说某月某日加夜班，带领她偷公家地里的红茴吃。我看见与会者头颅攒动坐立不安，听见叽叽喳喳的各种议论：“芳芳不是王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爱徒吗？怎么打起师傅来了？太冒良心。”“那话是她女儿说的，怎么算到做*头上？难道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地洞吗？他们纯粹搞的血统论！”是一位老教师在为我呜不平，但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批判大会之后，造反派将我们一干人押到附中，关进牛棚里。牛棚关过牛，也关过猪，现在腾出来，关押与牛猪同等命运的两条腿高级动物了。刮风下雨的清晨，我们就被两名“红袖章”像牛一样赶往立新果园垦荒，锄头碰到板结的硬土，或者麻枯石，两臂震得发麻。由于坡陡，稍不留神一脚踩塌，整个身子便同枯草、沙石一道滚到山脚。一次，我的左腿被石头砸伤，没及时包扎，伤口化脓，烂了个把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吭声”是在“犯人”中间广为流行的歌谣。我即使跛着脚，仍用锄把撑着，咬紧牙关走路，也不迟到一分钟，照常完成每天的“死任务”。方老师凝滞在那，劝我道：“何必拿自己的身体当儿戏？请几天假，歇歇。”

我苦笑着，说：“经过了几个死的人，什么都不怕了。”

开饭了，厨房里漆黑一片，是有人故意掐断电线，还是停了电？鬼晓得。今日收工要比往常迟半个钟头，加之我和方老师中途碰上了雨，等我俩回来时，人家早吃完了饭。方老师摸索着从破木柜里找出半截蜡烛，点燃，舀来一小瓢没油腥子的老萝卜汤，端了两钵子发霉的饭，让我直倒胃口，想把这些东西喂狗，可眼前又没有狗可喂，两只眼睛瞪着那剩菜霉饭发呆：狗，霉饭，霉饭，狗。

果园劳动告一段落之后，由于凄风苦雨连日不停，我们依然呆在阴暗潮湿散发着牛粪猪屎气味的牛棚里写检查，没完没了，伴随风雨延续了一两个月。其间，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一二十次，几乎每隔三两天一次，这成了规律。后来，我在“实践”中日臻“成熟”，学会了以“以夷制夷”，只要他们不揪头发，不逼我下跪，不往身上吐口水，我就“老老实实”的，不狡辩，不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