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乱世（1/2）

翌日下午，送走检查组的人，已近黄昏了，学生均已离校。我和老师们正要回家，门口出现一批人，个个凶凶的，由贫协主席阿呆带领直往学校里面冲，走廊上厨房里顿时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我心里紧张得不行，迅速走进办公室，一下瘫在木椅上，寻思，难道昨天的事被发现？或者有人向村里告了密。我拿眼睨芳芳，芳芳站在教室门口，却一副若无其事漠然置之的模样。这群人翻箱倒柜查了一遍又一遍，连办公桌的抽屉，甚至教室里的字纸娄都没放过。临走时，阿呆才丢一句：“没你们的事了，可以离开。”我才重重吁了一口气。芳芳走到我跟前，细气细气地说：“好险，没事了。”

晚上，我心情沉重地往堂弟家走。第一眼看到的是站在门前的侄儿老三，穿着他爸唯一走人家的青褂子和破裤子，屁股和膝盖前是对开的四个洞，像是两双对望的眼睛，青褂子像袍子长过了膝盖，正好遮住膝盖前和屁股后的破洞。他眼睁睁地望着前面通往村部的路，像在等待谁，眼里露出忧伤。我心里一颤，急切地问：“你爸呢？”老三没看我，眼睛仍旧一闪不闪地望着那条路，半晌才回答：“被大队部的人捆走了。”“什么时候？”“刚才。”*说，“路上还有他们的脚印，我亲眼看着他们押着我爸走的。”我颤抖着手给他牵了牵衣领，又为他把胸前的纽扣扣好，然后，在他头上拍了拍，走进他家里。

家里像走了日本兵似的，一片狼籍。餐桌上的饭菜还没被人动过，散发出难闻的野菜味。堂弟媳披头散发坐在桌边，号啕着，三个儿女蹲的蹲在地上，靠的靠在墙上抽泣。我缓缓地走到堂弟媳面前，掏出手帕，要替她擦泪，却被她接了手帕，自个儿擦着。我说：“眼泪是心气之本，不能流了，流多了会伤心气的。”

她慢慢地抬起头来，泪眼婆婆地说：“后天是老三12岁生日，你知道按本地风俗是要办酒席，好好庆祝一番的，但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怎能如此张罗呢，一个月的粮食一家子半个月就吃完了，下半个月还不知怎样打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你堂弟急了，于是出此下策，挺而走险。昨晚，他钻到村部仓库，搬了一萝谷子也就是50来斤，挑回来，藏在楼上用稻草盖住。准备碾出来，后天请孩子的外公外婆和你们来团聚团聚。哪晓得那些家伙像国民党挨户团一样，窜到家里，楼上楼下翻个遍，终于发现了。不仅挑走了谷子，更令我伤心的是将你堂弟抓走，可怜他饭都没来得及吞一口，空着肚子走的呀。出门时，他回头对我说，带好孩子，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

昔日丰腴漂亮的她，如今变成麻杆似的老太婆，还有这几个衣服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我看不下去了，眼泪怎么也不止住。我安慰她，说：“几十斤谷子算什么，不就是几块钱吧。这年月，摸东摸西的还少？又能怎样？你们家成份好，不要紧的，最多是批评教育，过不了几天会放他出来的。”

堂弟媳仍淌着泪，说：“他脸皮薄，向来规矩老实，从未做过这丢人现眼的事，我耽心，怕他一时想不开，会干出什么傻事来。”

我说：“堂弟不是这种人，我了解，他外柔内刚，你倘若不放心，过一会，我去劝劝他，相信他会正确对待的。”

堂弟媳擦干泪水，起身提起桌上的瓦罐给我倒茶，她掇茶碗的手颤抖起来，里面的水，泼泼洒洒的。我向她摆手：“不用了。”

不一会，我提了饭菜寻到村部——关押堂弟的地方。两间不大的办公室改做临时班房，关了“犯人”。我走近堂弟蹲的那间，里面漆黑的，有不有人。我喊一声：“人呢？”“找谁？搞什么？”旋急传来粗鲁的喝问，听出是阿呆的声音，便说：“阿呆同志，怎么没开灯呀？”“刚才一阵风吹熄了。”阿呆边说边擦火柴把灯点燃，他端着灯走到窗前说：“王校长你是吃皇粮的人，觉悟高，要与坏人划清界线呀！”

这一军差点把我“将”住了。我拿眼往里一看，堂弟耷拉着脸，像把弯弓缩在墙角，他明知我来了，却没看我一眼。我对阿呆大声说：“我特来给堂弟送饭的，半夜三更了，他还饿着肚子呢。”说罢把手里的饭菜递过去，阿呆伸手接住，转身递给堂弟：“吃吧，别冷了。”堂弟才透过窗棂瞅我一眼。

我向阿呆招了招手，阿呆又走近窗前，我说：“我们都是一个祖宗的子孙，俗话说：十个手指只能朝内。你当贫协主席的不关顾他谁关顾他，常言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他放了吧，念在他儿细女小，倘若家里出事，问题可大了。”

阿呆听我这么一说，心里有些松动，但思索了一会直摇脑壳：使不得，使不得，这案子是石大队长亲自抓的，他不点头，我若放了人，怪罪下来，我脱得了皮吗？

阿呆一提到石大队长，仿佛印证了我的预感：老石这只老狐狸又在加害曾经施恩于他的堂弟，真是以德报怨，再次*了他——冻僵了的蛇的本性。堂弟呀堂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我发了一阵子呆，然后似有所悟地从衣兜里拿出一包“沅水”牌香烟，这烟虽只有一毛八分一包，但属中档，县里干部才能抽到，白天敬过公社检查组一干人后剩下的，当即递给阿呆，阿呆接在手里看了又看，眉头立刻舒展开来，从中抽出一根，闻了闻，点燃，一口吸下去短了半截，然后慢悠悠吐出，点头：“好烟。”他说，“既然校长亲自出马，我，我不能不买面子呀。这样吧，你堂弟明天出去，倘石大队长追究，我有办法对付，充其量这贫协主席的帽子不要，但我还是响的贫雇农！”

我朗声说：“多谢主席，明天等他回家。”之所以声音这么大，是我有意讲给堂弟听的，让他放心，安心在这里呆上一夜，切勿胡思乱想。我走到晒谷坪里，雨停了，夜空里的云也慢慢消散，星星又钻出来，探头探脑地看着屋檐下乘凉的几个妇女。李寡妇手里拿一柄蒲扇，悠闲地摇着，嘴里一张一合发出脆响。见我来了，她连忙挪开屁股扇了扇坐热了的木椅，让坐。我说：“站着凉快些。”她没再勉强，掏出一把黄豆塞到我手里：“吃，吃，刚炒的，挺香。”我才知道女人嘴里嚼着什么了，正好肌肠漉漉，急需补充能量，于是没讲客气，抓一把塞入嘴里。“真的又脆又香。”我顺口问：“这豆子颗粒好大，哪来的？不像我们队里产的那样干瘪，包着一层尽皮。”

“管它哪儿来的，反正是人家给的。”

顿时，我想起自己还有两个月的豆指标留在本上没领，便产生了去粮站的念头。大概堂弟媳听见了我的声音，忙走到我跟前。我附在她耳边说：“他明天回来。”便离开了。

次日下午，我上完第一节课后，去公社粮站。刚走到粮站隔壁的农村信用社，被大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了：来来去去熙熙攘攘个个亲亲热热取取存存方方便便人人喜喜欢欢。

我驻足观望了好久，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从小就爱欣尝和写作对联，但从来没见过这种别具一格的全用叠词一气呵成的佳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农村信用社不仅在我们这穷山僻壤扎了根，而且挺红火。可惜我穷光蛋一个，虽然每月拿二十来块工资，却无钱存进信用社，寒碜呀、愧疚呀，百感交集。我独自溜达了一会，进了粮站。

“同志，你好！”有个年轻师傅独自在开票桌上下象棋，听见我的声音也没抬头，只说：“有什么事？”我想，这人脑子有问题，我友好地跟你打招呼，你不仅不抬头看来人一眼，倒反问“有什么事？”没事，我老远跑来干啥？我忍了忍依然有礼貌地说：“请为我买黄豆。”说完，将供应本和钱放在桌上。过了好一阵，棋子摆完了，他才抬头重复问我什么事？我又说了一遍。他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见鬼，快下班了还来找麻烦。”一边嘟哝，一边对着我本子上的名字，沾了口水一页一页地翻自己的记录本，半晌，他干巴巴地说：“早完了！”

“不可能，两个月前我来买过的，还有上月和本月的指标原封未动，何以早完了呢，同志，麻烦你再过细查查。”

“不光是本月的没有了，而且至年底的4个月指标也一次性买完了，走吧，走吧，我要下班了。”

突然间，我就像灵魂飞离了躯壳：“供应本一直在我手上，怎么被买走了呢？简直不可思议，你得告诉我，谁做了这缺德事。”我牢牢盯住他，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凛然。

也许是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是他良心的发现，他赶紧找什么。不一会，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字条往桌上一甩，说：“这就是依据！”我拿起一看，脸色就跟那张发黄纸条一样蜡黄：上面盖着木树大队的公章，写着“今领到王羽新校长8-12月黄豆补助指标35斤。”（从8月份起上面给我每月的补助又加了2斤）左下角还签了石村长的大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大声责问他：“你为什么单凭一张条子就将县上特供我的营养品，轻而易举地让他人买走？你身为粮站工作人员，怎么暗徇私情呢？”他大模大样地说：“你咋乎什么？一个小学校长算个卵，还不是属大队长管，你们大队长亲自来了，当然要给他面子呀，你问问人家我错在哪里？”

“你知道吗？他拿我的东西做人情，送给他的情妇……”正当我数落时，冷不丁，我身后窜出三条汉子来：“你们害老百姓也不是这么害的，每担谷子少了9毛钱！”此时，这家伙眨巴着两眼不知所云。

三条汉子说：“今下午我们替队里卖粮，总共300斤，每100斤7块，你应付现金21块，可我们回家交账才发现少了2块7，这不是明明欺骗我们老实农民，刹我们的黑吗？你赶快如数补上！”

这家伙耸耸肩摊开双手，阴阳怪气似笑非笑地说：“钞票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他他指着墙上的小白纸说，“这是本站的规矩，上面写得一清二楚，你们的眼睛难道被狗吃了？”

一个稍高汉子说：“你口里放干净点好不好？怎么随便骂人？少给了钱，得如数补上！”

这家伙阴着脸，眼皮也不抬一下，手仍在摆弄棋子。稍高汉子气晕了，一下冲进去，将棋盘一掀，棋子哗啦啦滚落一地。这家伙眉毛倒竖，吼道：“*的，你想造反不成？”一把抓住稍高点的汉子的胸口就住外拖：“给老子滚出去！”

“上班时间，你王八蛋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不替老百姓办事，倒耍起威风来，难道没了王法不成？”

“*祖宗的，克扣粮款，不仅不还倒转来打人，看老子不揍死你！”站在厅中的两个汉子一齐上前，抡的抡起拳头揍，用的用算盘砸。我上前制止也来不及了，“呼”的一下算盘飞过去，这家伙的额头上起了个大包，鲜血顺着太阳穴直往下淌。

在我心力交瘁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公社文教组领导派我去平江开会。我先后站了近20年的讲台，参加外县的会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因为我的级别不够参加这样的会。我很高兴开这样的会。

我是半路上上车的。由于康平线路长，加上车子隔天一趟，所以搭车的人蛮多。我提个鼓鼓的旅行包，其实也就是一些换洗的衣物、日常用具和几本厚厚的教科书。好不容易才挤上车，车厢里的旅客满满的，我像一根草一样被挤挟在人群中，喘不过气来。就这样，长途汽车载着我们几十号人，不想停歇似的飞奔。许久湘北县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车过南江桥，开始爬梅仙岭了，铅样的天空锅似的闷住了大山和在大山上艰难爬行的长途汽车，这长久的灰暗和憋闷使我心中轰地炸开一股惊惧，我不断低头看看手中的行囊，用眼睛照应着它。我使劲往后面挤，想找个能立足的地方。忽然，有个青皮后生站起来主动给我让坐，我迟疑一下，说声“谢谢”，坐在他的位置上。弄不明白，这后生何以如此客气宁可自己站着作出如此义举呢？想了想，他大概是看到了我胸前挂着的教育座谈会的出席证，明白了我的身份，才毅然作出让座决定的。在当时“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青皮后生此举令我感动。

长途汽车拐弯爬坡，发出沉重的*如蜗牛似的，爬一阵歇一阵，车子开始左右摇晃，颠簸得越发厉害起来，我环顾四周，满车的旅客也正疑重重地相互观望。这时，发现有个大肚子女人提个袋子站在我身边，前后左右的旅客却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有个青年却故意哼着小曲，显出一丝冷漠。见女人不时*肚子，生怕惊扰了腹中的胎儿，我顿生怜悯之情，于是站起来，对她说：“坐我这儿吧。”女人毫不客气地坐下了，我帮她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叮嘱她：“小心，坐好。”女人只朝我笑一下。

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驶，终于在向晚时分到达平江县城。我从行李架上拿下行囊再准备替女人拿时，女人的行囊不见了。我抬眼一看，女人提着袋子已下了车，她几乎在跑，我急忙快步跟上去，想告诉她这样会震动胎盘的，对未出生的孩子不利，但她跑百米似的冲向街边一棵大树下，忽然从上衣里抽一团废旧报纸抛在路边。天啦，想不到竟是一个假孕妇。亏她做得出来，用伪装骗取了我的同情，让她舒舒服服地坐着，悠闲地欣尝着窗外的风景，而我直挺挺的站了大半天，脚都发麻发软了。我原本的好心情，被这个不要道德的女人破坏贻尽。

会议期间安排了丰富的活动，除听报告座谈外，还组织我们参观位于东部的幕阜山，横亘湘赣边区的幕阜山，兼有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林涛滚滚，流水潺潺。同时瞻仰了平江起义旧址，观看了反映彭大将军发动平江起义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怒潮》，在实地看影片，忆英烈，感叹万千。尤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个久雨初晴的下午，与城关镇中学学生毛荣的座谈。毛荣同学是全省学雷锋标兵，她品学兼优，门门功课优异，还会写一手流的钢笔字，她在我笔记本扉页上写了“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八个大字之后，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请王老师指教。”自强不息，既是她的自勉，也是对我这个与她母亲同辈人的鼓励赞许和期冀。1962年3月5日，**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即组织少先队员开展深入*的“学英雄见行动”活动，组织学雷锋小分队坚持为烈属余四大娘做好事送温暖，将70岁老人的吃水、烧柴全部包了下来，逢年过节以及老人生日，我和孩子们上门探望，用卖牙膏瓶、废纸的钱购买鸡蛋、红糖、肥皂、火柴送给老人，使老人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老人拉着我的手，噙着兴奋的泪花，夸我是她的好闺女，夸孩子们是她的好孙孙。队长芳芳还光荣出席了地区学雷锋表彰大会。会议期间，芳芳和毛荣同学分在一个组，同住一间房，彼此结下深厚情谊，此后，两人书来信往。毛荣同学听说我是芳芳的校长兴奋极了，笑*地拉着我的手说：“我为芳芳能有您这样的好老师感到高兴。”

我觉得自己能够参加这样的会，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器重，是个好兆头。我吃得香睡得也香，玩得心情舒畅，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比来时还胖了一点。

我从会上回来，走进校园，第一眼就看见芳芳，想把见到毛荣同学的喜讯告诉她，她却把目光投向别处，似乎没看到我的存在。我沿着走廊往办公室走，两个年轻老师在走廊上闲谈什么，见我过来，立刻打住。往日他们见了我，总是先向我打招呼，脸上还挂着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平江特产——酱豆腐干递给他们，他们犹豫了一下，勉强接过，连一句礼节性的话也没说。今天，怎么啦？他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举动有些反常，把我弄愣了。

在办公室里，我发现多了一个人。芳芳给我介绍那个新来的同志，说：“这位姓汪是我们的新校长，大前天来的。”我认识这人，他原是二十里外一所小学的。平时我和他经常在公社开会，但没有什么深交，彼此见面只是点点头寒喧几句而已。我和他握手的时候，觉得嘴里有沙子，吐又吐不出来。我有点不知自己身置何处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等着领导找我解释一下所发生的事情，可是领导好像把我给忘了，谁也没找我，哪怕捎个口信的人也没看到。可我是8年前公社（当时叫乡）正式任命的木树小学校长，而且由文教组长在百名教师会上宣布的。15年前来木树，混到如今这地位步，全凭我对教育工作的一片忠诚和全身心的投入，用家长的话：任何时候见到你，你那巴掌大的脸上都是疲惫。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作为我这种所谓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你越是拼命地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工作越是做得多，你被别人拿去的就越多。

在平江开会回来两周之后的一天下午，斜风细雨，整个世界笼罩在灰蒙蒙的雨丝中，校长办公室的门哐的一下被撞开了，拥进一群戴斗笠的人。一个女人拉着泪流满面的孩子喊：“王校长，我孩子被人打得皮破血流，你们还管不管？”正在有滋有味欣尝画报的新任汪校长，慢慢悠悠地抬起头来，朝众人扫一眼，皱起眉头说：“你，你们吵什么？难道不知这儿是办公重地吗？走，走，找班主任去！”说完，挥了挥手，眼睛仍旧搁在画册上。

“这儿难道是官府衙门，我们老百姓不能进来？”一位男人气呼呼地反问。

“班主任已找过了，他只说忙，没时间管这事，叫我们来找校长。”女人振振有词。

“不就是孩子之间有些过节，推推搡搡弄了几下吗？算什么？”汪校长阴沉着脸对面前的人嚷道。

“我家孩子年纪这么小，又常闹病却被高年级的坏蛋打成这样子，你们还推三推四置之不理，你，混蛋！”男人愤怒至极地朝他大吼。尔后，牵着孩子的小手蹬蹬地往外走，边走边朝他瞪一眼说：“你算什么东西，我们找校长去！”

我上完课从办公室门前经过。女人说：“王校长，我们正找你呢。”

我苦笑：“我已不是校长了，你们有事吗？”

女人和男人一惊：“不是——？你是好人，我们都信得过你。”他们把孩子被打的事说了一遍。原来，今天上午在放学回家途中，因下雨路滑，他们这读一年级的孩子，一脚蹬在水坑里，黄泥浆四溅，从他身边而过的四年级同学黑伢裤腿上也溅了一点，于是大打出手。这家伙成绩不冒尖，但捣蛋挺冒尖，老师拿他没办法，同学们讲起他直摇头，记得他连读两个一年级，期考仍不及格，孩子他爸不识字，脾气又躁，动不动就揍他。一次，他班主任上门家访，孩子爸第一句话就问我家黑伢成绩怎么样？班主任见黑伢怯怯的站在他爸身边，便说，这孩子各科成绩都好，就是语算差一点。他爸脸上有了笑容：“咯就好，咯就好。”后来，他爸逢人就夸自己的孩子，老师说了，我家黑伢呀，各科成绩都好，就是语算差一点。文化人听了，抿着嘴巴笑。他爸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笑什么，难道我瞎乱吹，老师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站在我面前的孩子个头很小，瘦精精的，给人一种发育不良的感觉。孩子身上的伤势的确不轻，*的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脖子上还留下一道道被指甲掐了的伤痕，其中两条更为严重，虽然结了血痂，可有些地方仍在淌着殷红的血。我有些愕然：黑伢这孩子太不像话了，下手竟这么重，倘若再偏一两公分伤着了食管，更麻烦了。孩子越哭越厉害，我连忙用手*他的头：“听话，别哭。”

女人说：“这孩子从小很坚强，小伤小痛从没哭过，今天被那***打得太狠了。”说到这，自己也痛哭起来。男人捏着拳头咬牙说：“那*养的，老子要好好收拾他！”

我赶紧安慰他们：“千万别这样，过激行为对哪方都不利，弄不好会闹出大事来。黑伢毕竟还是孩子，性子暴燥，我们有责任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引导他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你家孩子受了伤，我很同情，很心疼，你们放心，我这里有药，会帮他治好的。”

女人和男人愤怒的脸渐渐平展开来，说：“那就麻烦王校长你了。”

我的脸红了，露出一丝不快：“早告诉过你们，我已经不是校长了。如今校长姓汪，汪比王多了三点水。”

男人侧过脸狠狠地白了校长办公室一眼低声骂道：“那开头叫我们出去的家伙就是什么狗屁汪校长了，他只顾看他的花书，却连这样的流血事件都不管，胀冤枉的！啐！”他气得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孩子仍然泪痕未干，两眼一眨一眨地盯着学校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发呆。我把孩子和孩子他爸妈带到了我的办公室。两三天以后，孩子经过我的医治和照料，伤渐渐恢复。擘事的黑伢也得到了相应的处罚。现在这对冤家重归于好，快乐的身影又活跃在校园里。

1966年7月中旬，刚放暑假。一天，区文教办令我们百多号国家老师于翌日凌晨集中赴县参加教师大会。我连夜收拾行装，高兴得一夜没睡好觉，心想，辛辛苦苦干了半年该好好休整了，县上吃得好，玩得开心，说不定又象那次平江开会一样，十几天下来长几斤肉呢。第二天，日头刚刚露脸，大队人马出发，一路欢歌笑语，徒步走到了县城。开头几天，天天学天天听，时间很快过去了。后来渐渐觉察出一些变化。上午，还在主席台上面对三四千革命教师作革命报告的革命领导干部，下午像空气一样蒸发，关在黑屋子里写“小字”去了，今天还朝着麦克风作典型发言的典型人物，明天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口诛笔伐。后来，当我回想起这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活动时，曾经对自己说：我就像一只感觉灵敏的黄鼠狼一样，早早就嗅出了对自己不利的气味来了。尽管如此，我却想不出办法来解救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果然在第七天，我和其他19人被革命造反派打入“另册”，派到离县城十多里外的冷水铺村，其美名曰支援双枪，实际上是接受劳动改造。大部分人我都认识，有的是我的顶头上司——区、公社文教办（组）和中学的头目，他们出身好苦大仇深，且有多年教学和行政工作经验，干得也出色，为什么也遭此厄运呢？纪律在上，不能多问，但私下里却有传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剩下的便与我一样，或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或有海外关系等等，总之我们这些人都划为“准黑帮。”我和邻校姓方的女老师住在一户老农家里，每天披着星光出工，踏着月色回来，午饭带在田头吃，主要任务是扯秧插秧。当时才进伏，一连两月没下雨，火辣辣的太阳烤炙大地，连田里的水温都在四十度，烫得手脚生疼。最倒霉的是，蚂蟥多，又大又长。我的青少年在城里度过，从来没见过这玩艺。头一天下田，我双脚泡在滚烫的水里，刚插几兜秧，蚂蟥们乘势向我攻击，手上脚上顿时趴了好几条，我吓得大叫起来，连忙用手扯，扯不下，跳到岸上跺脚，甩不掉。我急得差点哭了。房东大爷闻讯赶来，他扯了一把杂草，使劲往我手上脚上揩、擦，没费多大的劲，蚂蟥们纷纷滚到地上，我边用脚踩边咬牙切齿地骂道：“让你们这吸血鬼见阎王去吧。”房东大爷笑着制止我，说：“不顶用的，它还会从土里钻出来，继续害人。”

“那有何办法搞死它呢？”

“莫急，看我的。”房东大爷从树荫下摸出一根竹筒烟杆来。这烟杆一尺五长，茶盅口一样粗，竹筒表面发黄发亮，磨得光溜溜的，看来很有些岁数了。大爷对它十分珍爱，除吃睡外，都不离身，即使下地干活出门走亲戚也拿着它，巴哒几口，浓浓的烟雾从老人鼻孔里嘴里喷出，几丈远还能嗅出浓烈的老烟叶焦油味，呛得人倒退三步。竹筒里装着发黑的烟水，老人从不轻易换掉，他告诉我：“这烟水是杀蚂蟥的良药，只往它身上一洒，蚂蟥们就死了。”真是一物降一物，想不到老人那杆不起眼的“枪”竟那么奇效。

我手脚留下被咬的伤痕，又痒又疼，难受极了。老人不知从哪里摘来几片青翠的树叶放在口里嚼了嚼，往我伤口上一擦，立时止住了血，不再痒疼了。老人打趣地说：“你们读书人少锻练，白皮嫩肉，经不起蚊叮虫咬，像我这把老骨头，皮厚肉粗，蚊虫叮不进，蚂蟥啃不动。妹子，你回去休息吧，别受这份罪。”

不干活呆在屋子里怎么行？上面头头拿着阎王薄不时巡查，动不动给你扣上一顶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好好改造的帽子，我承受得了吗？对老人说：“我是来支援双抢的，得坚持下去。”

“那我跟队长说一声，给你安排点岸上工夫做，比如晒谷呀运秧呀，可以不受皮肉之苦。”

我摇头。老人见说不动我，便说：“我这儿有双布袜，是我女儿穿过的，她出嫁后，一直没有用过，你拿去穿吧，手上搽点樟脑，可防蚂蟥侵扰。”

大爷提供的方法很奏效，我不再害怕蚂蟥了，转天天不亮便下田了。方老师毕竟是农村长大，田里活样样都会干，秧插得又快又好。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进步很快。开头按划行器划下的格子初一一兜十五一兜地插，既慢还不整齐，招来人家的嘲笑。后来，每天竟然能整齐划一地插三四分田了。一个中午，炽烈的阳光更热更酷地尽情倾洒下来，我插秧的那片田垅在阳光下像冰雕似的晒得快要融化了。为攻下最后一块田，我苦苦支撑着被汗水泥水浸透的身躯，加快手脚并用的刻板动作。猛地，天旋地转，头重脚轻，一下栽倒在田里。究竟是怎么被人救上岸，送到大爷家的，我都不晓得。直到有人给我掐人中，刮痧，灌姜汤，才慢慢苏醒过来。我直挺挺地躺在竹床上，大爷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大娘坐在我身旁，用蒲扇为我扇风，驱赶蚊子，中午晚上我静静地躺着，连翻身都感到筋骨疼痛，只喝了一点稀饭。深夜，村里的赤脚医生才来打点滴，病情有了好转。插秧上岸，半个月的支农任务宣告结束。拖拉机拖着我们来，又拖着我们去。

半个月后，我们一干人却没回家，而是进了“专政队。”龟缩在区附中一栋与世隔绝的平房里，平房像监狱的号子。随着运动的铺开，黑帮越来越多。每间教室呆一二十人，占了两间半教室，那半间是临时用晒罩隔开的，我和方老师便呆在这里。“专政队”基本上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学习的地方便设在简陋礼堂兼学生餐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几年前我作典型发言的所在。坐在长条凳上，常不免回思往昔，有时仿佛窗外射进来的还是旧日的阳光。我们每次学习几乎离不开“老三篇”，或读或背。一天上午，一个脸黑五短身材的头目冷冷地瞅着我，问：“你是不是叫王羽新？”我答道：“是。”“你领读老三篇。”我才稍许安下心，一反这些天来的蔫蔫之态，脸上透出一丝亢奋的红色，立起身读《为人民服务》接着读《纪念白求恩》最后读《愚公移山》，老三篇反反复复读了五遍，还不到上午十点。头头又找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让我再读两遍，也还只到十一点，剩下一个小时，头头脑子一转，对大家说：“最最伟大的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教导我们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情。这句话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词怎么解释？你们结合自己的体会谈一谈。”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老半天没人发言。头头生气了大声吼道：“学习了这么久，难道半个屁也放不出来？”走资派们面面相视，少壮派呢，深深埋下头。头头震怒了，从腰间解下宽皮带，提在手里像捏着一条吓人的乌蛇，他踱了几步踱到我跟前停住，喝道：“王羽新，你解释。”我神色惊惶：“**语录，我怕解释不好。”“别罗嗦，快讲！”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头头立即打断我的话，恶狠狠地说：“什么，什么很难达到？这不是跟**他老人家唱对台戏吗？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伟大的思想吗？从今天起，责令王羽新写检讨交待自己反动罪行，并由红卫兵监督劳动改造！”

从此我的生活圈子变得越发窄小，每天除蹲在那“号子”里写检讨和扫厕所外，其余时间就是吃饭睡觉。从负责监视我的红卫兵刘文老师——远房亲戚（这层关系谁都不知道）口中，零零碎碎了解了不少情况。我们从县里学习回来不久，社会上就已经开始乱起来，许多“红袖章”拥到区公所和公社刷大字报，把白纸黑字淋漓尽致糊得满世界都是，到处是愤怒的*队伍，喊口号，揪斗“牛鬼蛇神”，打，砸，抢，到处扔满了打、砸、抢之后丢弃的垃圾。木树村是重灾区之一。一个干冷的晴天，村前的大路上突然来了一伙“红领章”。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红旗，齐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听起来十分的响亮，却有点幼稚。他们到大队部又高呼：“掀起新*！”横扫四旧！

歌声、口号声把村民吸引过来了。红卫兵战斗队队长拿起喇叭筒喊话：“我们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特来你们大队点革命之火，横扫一切害人虫，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把那些资（资产阶级）封（封建主义）修（修正主义）腐朽没落反动透顶的东西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让它见鬼去吧！”

队长的号召立马得到木树村一些狂热的小青年的响应：“我们青年农民和你们并肩战斗！”这时，芳芳老师随即丢下手中的书，也带着一些大孩子挤挤撞撞地朝门外跑，一时间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芳芳老师双手捧着嘴巴当喇叭高声喊道：“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外来的本地的队伍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革命洪流，分三路冲进三个古老的大屋场。冲进我所在屋场的是红卫兵队长亲自带领的几十号人。祖宗堂屋里的牌位被撤了，摆上了红宝书，两边贴着“四海滚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红对联。从地富反坏右和读书人家里搜出来的古书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甚至连2分钱一本的《皇历》也没放过，统统堆放在晒谷坪里，红卫兵队长亲自点燃革命之火，焚烧了。围观的人神情木然，并没有丝毫反对的表示。然而当红卫兵爬上梯子从大门上方取下那块乾隆皇帝亲笔题写御赐的“恩荣匾”时，场上出现了一些骚动，几个老农上前拦住：“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万万毁不得呀！”红卫兵队长眉毛倒坚，吼道：“什么传家宝？资封修的破玩艺！给我砸烂，烧掉！”如大伯急得抓耳挠腮，站在他身旁的侄儿烈大哥，大着胆子上前，拱拱手，满脸堆笑地说：“长官，我家世代贫农，深受地主老财压迫，深受封建主义毒害，对四旧非常憎恨，我儿子在附中读书，也是响叮叮的造反派，求长官开开恩——”队长不耐烦地喝道：“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还有许多大事要抓！”烈大哥说：“我家的猪圈没栏栅，请把这块牌匾给我做栏栅吧！”队长寻思了一会：“天下农民是一家，这东西就给你关猪吧！”谁都没有料到，往日老实巴脚的烈大哥竟有如此能耐几句话打动了铁石心肠的造反派头目，救下这块牌匾。从此他“小诸葛”的外号传开了。此刻，他立急和叔叔抬起牌匾就往猪圈里走。有人大惑不解，气愤地嘟哝着：“怎能用来关猪呢，太缺德。”大惑不解的事还在后头。第二天有人发现这块匾不翼而飞了：“难道被他们叔侄劈烂当柴烧了？”“也许又被革命小将搬走了。”各种猜测都有，就是没有猜到有人将它藏起来了。浩劫过舌，如大伯竟将这匾从堂屋楼上的草堆里扒出来，用绳索吊下时，人们欣喜若狂，好像过年似的，放了一挂蛮长的鞭爆，尘封了10年的匾又挂回原处，重放异彩。

我扫完厕所回到住处一看，惊呆了，房子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尤其是贴在双人床床沿上的那张，足有门板大，显然是用两张大白纸拼合而成的。“炮轰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标题后面有三个棒捶大的感叹号，副标题为王羽新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我睡在下铺，铺的空间被遮盖得严严实实，睡觉只能侧着身子从旁边钻，稍不留神会把它弄破，几次动了“抗议”或撕毁的念头，但敢这样做么？

一天深夜，人们早已*梦乡。我还没有*状态，刘文老师在门外招手，示意我同他出去。我们一前一后走到围墙边，四周黑如锅底。不一会角落里闪出2个月未见的丈夫来，两人悲喜交加。他从怀里掏出5个鸡蛋给我：“用中药煮的，可御风寒。”接着又解开包袱拿出一只瓦罐，说：“里面是茴粉煮肉，补补身子。”我呜呜地哭起来。刘文老师说：“别这样，人家听见了不好。”我还是抽泣着。老良用颤颤的声音说：“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我俩分手吧，你不用背历史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了……”我瞪大眼睛，像打量外星人一样打量他，虽然彼此很难看清对方的表情，我揣摩他说这话时一定很痛苦，我更加悲痛，忙伸手捂住他的嘴，不许他继续说下去。末了，我掩着脸转身往房间跑，狠狠地关上门，伏在床上大哭起来。老良要追，被刘老师拦住：“你的话刺伤了她的心，别追了，让她把痛苦释放出来。”

我在附中整整呆了七十天。时令已*冬季，树叶全部凋零。这一天，区教联造反总队司令找我“谈话”。当时我惊慌失措起来，不知他们又要拿我怎样开涮。司令其实就是开头说到的队长，如今平步青云。他说：“最近上级指示复课闹革命，你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对象，回学校去，一方面老老实实交待问题，与你丈夫划清界线，另一方面老老实实工作，每十天向我们报一份书面检查材料，否则……”

我的眼球告诉他：为什么先放我？是真的吗？

司令见我迟疑，不高兴了：“你不相信我有这个能耐？要知道，当今的天下就是我们造反派的天下，全区教育界的大小事，我说了算！”言毕，他从绿挎包里摸出一张公文纸，飞快地在上面写了三两行字，然后从宽皮带上解一枚特大的梨木刻制的公章，将文书搁在膝盖上，啪的一下盖上，往我手里一塞：“拿去！”转身走了。他脚下的大头翻牛皮鞋踩出“噔噔”的响声。我拿起公文扫一眼，那印章，哇，大得吓人。

复课闹革命，说白了复课是假闹革命是真。我被“解放”出来之后才知道，此时正处于造反派向当权派夺权的白热化阶段。有消息说县委书记被造反派在县一中*场上揪斗了3天。公社造反派冲进钟书记办公室，撕毁文件，砸烂电话机和档案柜，捶桌子打板凳责令他：“滚出去！”钟书记冷笑一声：“我走出去不行？”一句话，激怒了他们，招来一顿毒打，被赶出公社大院。从县到区到公社层层夺权之后，蔓延到最基层——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我目睹和参加了炮打第8级司令部——批斗石大队长的批判会。批判会的前两天，我和学校三位老师就投入了筹备工作。我的任务是写横幅、刷标语。提只装土红的木桶，拿着排笔，趴在屋檐下的墙上写。标语一律按阿呆司令（此时他摇身一变成为农联造反司令）的命令书写，字越大越好，越粗越好，口号越响亮越好，两天内完成30条。这让我背脊发凉：我从冒写过这么大这么多的标语，且时间这么紧，能完成吗？我带着两名学生从这个屋场转到那个屋场，从这面墙转到那面墙，活像猴子跳圈似的忙了整整两天一晚。到完工的第二天傍晚，我身旁围了一群来看热闹的人。阿呆冲进人丛。便有人叫道“阿呆司令到——”这是源于电影中一句很有名的台词，立刻有人大呼——立正！这次阿呆没随大家一起讪笑，绷着脸径直走到一面墙根前认真地审查我的作品，于是大家也不再笑闹。毕竟这是一件很严肃甚至严重的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表态。有人在一旁小声嘀咕：“你阿呆斗连自己记工本上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条标语上的字咯么难，只怕你不认识它，它倒认识你呢。”我问他：行不行？他绷着脸问周围的人：你们看行不行？

众人齐声说：“行！”他说：“大家都说行，就行，我走群众路线。”我想笑却笑不出来。

村里就这么让我写的标语横在墙上，好些天过去了没什么动静。这让我有些疑惑：标语上明明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当权派没打，难道矛头又要转到我们“臭老九”头上？后来才晓得批斗会改了时间，让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七八天。“今天下午开全体社员会，吃了午饭去大队部啊……”那是芳芳老师的声音，他是站在大队部林妹妹过去喊广播的山嘴上喊的。

地坪里人已到齐，一个蓄平头的小伙子爬上台。旁边的堂弟媳告诉我，此人是她娘家的民兵营长。我想应了那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话。主持人站在台前拿着喇叭筒喊：批斗大会开始，请木树大队贫协主席兼造反司令阿呆同志讲话，他带头鼓掌，全场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阿呆拿着一本袖珍版红宝书放在胸前，一位小学生提醒他：“阿呆伯伯，你手里的书拿倒了！”台下唏嘘不已。阿呆立刻把书倒过来重新调整了一下站立姿态，背诵了**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简要地讲了今晚开会的重大意义和要求。接着主持人振臂一呼：“把木树大队最大的走资派揪上台来！”石村长脸上原先还挂着笑意，现在却慌了。一慌，笑意便僵在脸上了。他叉开双臂，张开双手，好像要解释解他不是什么走资派，是杆红叶红穗子红红到底的红高梁，自己虽然当了十几年村长，但上个月才当支部书记，还没有拿到县上一分补贴（县里每月给大队支书补助2元）不能算村里的最大当权派。台上忽地窜出几个红袖章，我一个都不认识。领头那个一声接一声地喊口号：“打倒走资派！把黄石保揪上台！”这时，两个扛枪的基干民兵走到老石跟前，他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想往外走，但动作不太协调，在一溜人和一溜椅子之间磕手绊脚的，于是两个民兵叫人让开，把老石从里面拖出来。一路跌跌撞撞，老石被带到台上。身边一左一右站着民兵，活像57年公审枪决反革命份子李某那样。老石又狼狈又猥琐。

喇叭说，勒令这个走资派交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老石哭丧着脸说：“我，我没犯什么错呀？叫我说什么呢？”

阿呆站在前台台角喊起口号：“打倒石村长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台下的人也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喊。

喇叭生气了，说：“对阶级敌人怎能称老人家呢？大错特错，不行！跟我来！”他扯开嗓子喊道：“打倒黄石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台下的人又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喊起来。两旁的民兵，一个抓住他的头发朝下按，叫他低头认罪，坦白交待。另一个伸手抓住他的胸口。老石忙说：“别，别这样，别把我的钮扣弄掉了！”台下的人听了，抿着嘴巴暗笑。喇叭又喝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谁不严肃对待，就抓到台上来！”全场安静下来。芳芳老师上台，很原则地但很有力地宣布了老石几条罪状，每一条都很历害。什么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农业学大寨，刮经济主义歪风，捏造罪名诬陷攻击革命干部，篡党夺权等。料想不到当年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小班长，今日竟有如此口才，比在课堂发言不知强了多少倍，真是个“大熔炉”呀，短时间里竟造就了这样的优秀人才。她讲的后边一条，事实基本如此，只是她不好直截了当地把老石夺她房叔赵支书的权的事抖出来，因了她的民办教师是赵支书给的。当然对于篡党夺权的提法似乎太上纲上线了一点。芳芳老师这个“开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接着就引起好几个本大队造反派的愤慨，他们争相揭发。比如清明挑起宗派械斗，利用打仓，中饱私囊等等，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全场产生了强烈的共呜。有些人的拳头捏得格格响，想冲上揍他一顿，但碍于都是团转左右的人，如今他又落得如此下场，终究没有采取过激的革命行动。男人们没有这样做，但接下来女人们真真实实地这样做了。

那时老石是一副丧魂落魄哭唧唧的模样。在排山倒海般的口号中，他开始交待自己的滔天罪行。他哆哆嗦嗦地把该说的说了，把不该说的也*说了：“有一年他从大队仓库搬了20斤糯谷拿回家酝了2坛甜酒送给了女儿。”那喇叭又喊话了：“不要避重就轻！交待你所犯的立场、路线方针方面的错误。”石村长想了想说：“芳芳老师批我反对农业学大寨，确实有那么回事。去年春天，公社组织我们20多个村干部去大寨参观学习，参观了大寨人住的窑洞和开辟的梯田，还在招待所吃了玉米粥窝窝头，回来以后，我曾私下对人说大寨人的生活好苦，我们住的瓦屋吃的大米茴丝饭比他们强多了。”芳芳老师呼地爬上台，指着他的鼻梁，虎着脸责问：“伟大领袖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不是公然与伟大领袖唱对台戏吗？造谣污蔑英雄的大寨人民吗？”她那张脸已经气得通红通红，饱满的*一起一伏，接着嚷道：“你继续交待罪行。”

对老石的“交待”，喇叭很不满意，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出一点，怎么行？看来文斗不行，用武斗，于是他向左边的民兵努了努嘴。那民兵心领神会，立马抓住石村长的脑袋便劲往下按，逼问：“你这老顽固，说不说？”老石转头看了民兵一眼，缄口不开。这下民兵又加压力，老石的高贵脑袋被按到*里，右边的民兵提起一脚，石村长双腿一软，“卟嗵”跪在台上了。

我坦白，大前年春节期间，慰问军烈属，村里杀猪，我独吞了一个猪肚外加一根猪尾巴……

老石说到这儿时，听见台下的一个村民突然喊起来，怪不得呢？我还纳闷这猪怎么没长尾巴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喇叭喝道：“说严重的，快说！”

长跪在台上的老石，几百双目光都射向他。他想，真是奇耻大辱呀！从娘子肚子里滚下来，还是头一回呢。他一看喇叭怒气冲冲的样子，恰好台上台下又一次响起“口号”声，便立即把眼睛低下了。于是他不得不说起那些李谷子烂芝麻的事来：“那一年我才17岁，在地里种麦子时，一个叫梅英的姑娘正在那儿寻猪草，我趁她没注意，顺手摸了她的屁股。成立农业合作社那年秋天，我去也是铺买火柴，路遇雪英姑娘，强行与了她做了嘴……”

台上的人似乎对批判对象交待的风流韵事发生了兴趣，喇叭更是有一种特别的*，他不仅没制止，反而耸恿批判对象说下去，见批判对象欲言又止，十分恼火，便大呼口号：“彻底交待才有出路，抗拒不交死路一条！”

老石就硬着头皮把比前面还要丢人现眼的事也说了：“七年前的一天荷英的丈夫进山肩树，半夜过后，我闯进她家，和她干了那事。大前年我还多次与李寡妇干过那事，为感激她，讨她的好，我擅自作主，将上级配给王羽新的黄豆指标，由村里出钱买了送给她……”

老石说这些的时候，台下的人们立刻乱了套。一时间吵吵嚷嚷。有的直骂他是王八蛋，***，亏他想得出，做的出，说得出口。有的俩口子立刻大打出手。有个女人还没缓过神来，早就挨了她丈夫几个巴掌，只是不知道这挨揍的是梅英还是雪英还是荷英。

人群中就有几个女人一律地倒提了鞋底子，哭嚎着冲上土台，啪啪地抽老石的嘴巴。老石爬起来四处躲，台下有人喊：“整死他，整死他这甭种！”喇叭想拦也没拦住，被一个粗壮的女人抓住老石的衣襟、另两个拼了命的抽打那嘴。秩序越来越乱，台上台下全是呼喊和打人的声音，只是没人理喇叭。批判会变成了批打会。但混乱的局面很快被控制住，老石被打得鼻青眼肿，嘴角流血不止。

是年冬天，公社改港，在日月河上摆开战场，上千名男女青壮劳力，其中不乏六七十岁的老人，扛着锄头箢箕，背着铺盖行李上了前线，仅有3861部队（38指中老年妇女，61指少年儿童）留守后方。我被抽到工程指挥部宣传组工作。宣传组，顾名思义抄抄写写画画，刷标语，办墙报，编快报，喊广播，表面看轻闲，不上工地抢大锄，肩挑背驼，实际上忙得我两脚不落地皮，连三餐饭都难得到口。每天，天一粉亮，我就守在指挥部的工棚里放录音磁带，人家吃罢饭上工了，我才钻进伙房扒几口冷饭，一抹嘴巴，夹个稿纸本往工地上跑，围着千米长龙转上一二圈，收集完工程进度和好人好事等素材之后，便蹲在挂喇叭的电杆树下，编起稿子来。这天，刮起冷嗖嗖的北风，飘起麻麻细雨，有些民工没戴雨具，一身浇湿，像打败仗的逃兵纷纷溃退。指挥长责令我立刻挂出：“抓晴天抢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的巨幅标语，并此为题编首快板表扬坚持干的，批评打退堂鼓的。我很快写了一首快板，连续在扩音器里播，至今我还记得前几句：“抓阴天抢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一、三连民工干劲大，落雨也不下火线，但有一个徐某某，没挖几锄溜了边……”想不到，我奉令写的这首小快报，却给我一家带来了大灾难。

接下来，雨越下越大，还飘起了雪花，真的印证了那句老话“雨交雪半个月。”工地上积雪尺把厚，垒起来的新土被雨冲得稀巴烂，指挥部断然决定，停工几天，呆在工棚学文件搞斗批改。那天下午六时，我窝在徐家连工棚里，和民工们一起学习中央文件，忽然发现门缝里伸出一个脑袋，定神一眼，是女儿陶陶，陶陶也看到了我，她泪流满面地扑到我怀里，啜泣着：“妈，家里出大事啦！”我心里咚咚直跳，但仍镇定地说：“你先吃饭了再说。”陶陶说：“我找了好几个工棚，都没找到你。”说完又嘤嘤哭起来。我为她揩干泪水，拉她进伙房，伙夫装了满满一瓦体饭，又夹了几块豆腐递给陶陶，她很快吃光了。我立即向指挥部请了假，拉着陶陶直奔家里。

一进村子，天色不早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柴火味，我们母女立马进了屋。屋里的情形，顿时让我傻了眼。被褥衣服，箱子竹席堆在厨房灶台上，外屋里屋的地面酷似被木犁犁过一般，连两只床上的铺板和稻草也被翻过，使我想起解放那年我在S城小楼居住时被抄的一幕，20年前和20年后两次的惨状何其相似。我两眼发黑双腿发软，老良颤巍巍地从暖水瓶倒一杯白开水给我，说：“喝吧，暖和暖和。”我问：“他们？人呢？”不知是老良反应迟，还是耳背没听清我的问话，他反问我：“他们？你说谁？”半天，他才想起来：“这伙强盗早走了。”就转身去米桶抓几把米，准备加进锅里。

我连忙摆手：“我们在工地吃过了。抄走了什么？”

老良苦笑一下：“我还没吃。”就矮在凳上往灶膛加火，烟熏得一塌胡涂，那瘦脸竟躲在烟雾里，朦朦胧胧，样子很吓人。他说：“把你平时吃过药的瓶子、纸盒子装在一只菀箕里拿走了，还有一只小土罐，里面有一迭伪钞，几十个铜钱和一两块银元。”

我大吃一惊：“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从S城带回家的？”

他摇脑壳：“我哪有这玩艺，抑或有，也会告诉你，埋到地下干什么？依我看，肯定是已故富农顾三爹在世时埋的，他想留给自己的后人，谁料到，土改时这房子充了公，后来老石将房子调出来分给我们住。”

我的心才稍稍放下。“至于那些鬼药瓶药盒算什么，全是我害病公费报销购买的，又不是反动罪证怕什么？”我轻轻地说。

“问题恐怕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呢？”不知大儿子立立几时进屋“嘣”出这句吓人的话。

老良便把眼珠子一横：“你回来干什么？没用的东西！”

立立也不示弱，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闻不问吗？只怕又要连累到我了。”

的确，儿子有儿子的苦衷。开始那年，他上初中三年级，各方面都不错，还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但不久被除名，失去“一只包子上北京”参加*广场检阅被**接见的机会（据说他同学拿着一只包子挤上火车去京，吃住全免费），去年，他报名参军，体验合格，却被刷下。许多方面不如他的同班同学，参的参军，招的招工，一个个先后穿军装，吃皇粮，只剩下他和另外两名身有残疾的同学窝在家里，修理地球。不久前，他背着我们夫妇，赌气进山当起了烧炭佬，窑主知道了他的身世，十分同情，叹口说：“像你这样有文化吃得苦的伢子，如今很少见了。要不是受你爸的连累，何以落得如此地步，可怜啦，可怜。”儿子听了很不是滋味，于是心头涌起对他爸的几分恨意。

老良要扬起那枯瘦的手，被我挡住。我对老良说：“你知道不？儿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儿子一脸焦急地说：“这伙人进屋抄家，正好被我碰上，我非常气愤，打算冲进去跟他们理论，但转念一想，觉得不妥，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我悄悄地趴住窗户上，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看得很清楚，除老爸说的外，还有一个塌鼻梁的家伙，离开屋子时，转身又翻了那口放在床底下的木箱，从里面拿出一张花花绿绿的纸，我定神一看，纸的上方印有面青天白日旗，像毕业证书这类东西，塌鼻梁看了又看，脸上露出狰狞的笑，立马把花纸塞入衣兜里。”

我说：“他们拿走了我的毕业证。这东西拿去有何用？我实在弄不明白。”感到很愕然。于是又问：“你看见这伙人往哪个方向去了？”

儿子连想也没想，说：“往南。公社方向。”

老良大惊。那瘦脸上的皱纹凝住了：“看来这伙人是公社派来的，难怪我一个也不认得。为什么公社要派人来？我们这儿有那么多的黑五类，还有老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只抄了我家？”

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无言以答。想了老半天我才想起，一定是那首快报惹的祸。开头写新闻编快报，全是“形势大好”之类的赞词，而那次在奉命创作的“抓晴天抢阴天”快板里，第一次指名道姓批评了余某某消极待工的事。快报播出以后，反应不一，除多数人认为褒眨结合，对不良倾向批评得好外，但有一些知道底细的好心人，暗暗为我捏把汗。记得，当天中午我从广播站出来，迎面碰见原先的乡文教助理，他小声对我说：“你点名批评的徐某某是造反派司令的父亲，徐这人心狠毒辣，要小心他报复。”当时，我没把助理的话放在心上，甚至认为他小题大作，把一桩原本极简单的事复杂化了，不就是点了个名吗，何况完全是事实，是从余某所在连排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再说，稿子是指挥长叫我写的，播出前还报清分管宣传工作的副指挥长审查过了的，与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作者何干？

六月债，还得快。那狗东西便借机进行报复了。事情远非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用当行流行的话：把你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