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一念之差（1/2）

我的父母当初是不是由于一念之差而结合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京郊丰台的铁路工作，住在铁路宿舍，我和奶奶生活在北京城里，这点地理上的距离加大了我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

在我过去这40多年的生命史上，远离父母的生活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性情散漫的自由主义者。好在那时侯，我学会了一点儿不三不四的雕塑手艺，隔长不短地揽件雕塑的活儿干干，挣些个散碎银子，维持自个儿闲散的生活。

1991年4月7日是个晌晴薄日，上午10点多钟，我正兴高采烈地和一个搭档做一个表情端庄的人民女教师的雕像，我的呼机响了起来，我满怀怨气地拨通了电话，是弟弟焦急的声音，“爸病了，现在铁路总医院，你快过来，打的过来。”

搁下电话，我几乎是小跑着来到马路边儿，等不及那廉价面的，我打了一辆对我而言太过奢侈的夏利。来来往往的车在我面前不断闪过，我脑子一片空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铁路医院门口的。还没等我下车，弟已扒在窗口带着哭腔说：“爸死了”。

这一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人看病，我们走到一条走廊昏暗的中部，妹妹迎上来，流着眼泪说：“哥，爸死了，让公共汽车给耽误了，爸在车上发病了，他们不给拉医院抢救，给拉总站去了，放锅炉房好几个钟头……”

我看着躺在担架床上的父亲，半睁着眼，半张着嘴，额头上沁出淡淡的血痕，我伸出手，把他冰凉的眼合上。妹妹在一边说：爸是不是还没死，再抢救一下。我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医生，他说已经死了，送太平间吧。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父亲4月7日这天出行，是要到沙河三伯家给奶奶扫墓，顺便也和在京的几个弟弟们聚一聚。他在家是长子，又是孝子，为了这个“孝”字，他夹在我奶奶和我妈两个脸色同样阴沉的中间，一生过得都不痛快。

我家祖上是旗人，皇上在的时候，靠铁杆庄稼，有吃有喝，*以后，日子就渐渐衰败。据说爷爷干过倒卖古董的生意，没挣着钱，又到门头沟煤矿给人当账房先生，也没干长久；因为患有高血压，爷爷一生无正当职业。到父亲十几岁的时候，我家已沦落为城市贫民。身为长子的父亲在14岁的年头，到铁路上当了一名司炉，那时还是日本占领时期，他每天从城里到丰台机务段去上班。父亲在家中是长子长孙，从小倍受宠爱，用***话讲，家境尚好时，父亲想要什么，就买什么，一不高兴就掀桌子；我难以想象，童年时那么顽劣的父亲却以14岁的少年之身，一下子就挑起了养活父母和4个弟弟的重担，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由于父亲的工作，我们这个贫苦破落之家才得以维持。

伴随父亲一生的痛苦可能源于他的婚姻。在他结婚之前，奶奶是一家之主，他挣的钱全交给奶奶。结婚之后，他在丰台铁路宿舍安家，把工资全交给奶奶就不合适了。当年他的财务分配情况，我并不知晓，童年的记忆中，是父亲在每月15号发工资这一天，下班后会准时骑车上北京，把该给的钱交给奶奶。父亲是素食者，每次回来，奶奶给他做的饭都是白菜鸡蛋馅饼，父亲吃得很香，但沉默寡言。我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在一边看着他，他几乎从来不和我说一句话。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未来北京看过我。她是黑龙江人，刁钻、自私、言语刻薄，念过中学，后来又在天津铁道学院进修过一年，在50年代的基层，她也算个“大知识分子”了。

我大约是在上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才比较近切地接触到母亲。那是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回丰台的家住几天。丰台的家沉闷、阴郁，和在那的姐姐妹妹见了几面，因为平时不在一起生活，彼此生疏，不怎么说话。记得母亲是个衣着考究的人，穿的比孩子讲究得多，每天下班以后，她对子女也不怎么说话，偶而说一两句话，不知怎么的，她的脸就会突然耷拉下来，阴沉着，下巴颏抵在胸前，不大的眼睛凶巴巴地看着你。爸是跑车的，上下班没点儿，回来之后，她也不大和他说话。他自己撅着屁股给自己做饭吃，通常是炸一点花椒油，煮点儿两样面面条，吃了。

偶而有事，两个人很低沉地说话，常常是说着说着，父亲就很凶地发起火来，粗声大气地说一句什么，母亲就不言语了。见过几回这样的争吵，我多少明白了那其中的内容。母亲这个人一天到晚想的事情，很多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而她在谋划个人利益的时候，往往要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当她将这样的念头讲给父亲听的时候，忠厚耿直拙于言辞的父亲最后往往吼出：不行！我想母亲是知道父亲是怎样一个人的，她之所以几乎每天都要上演这么一出，是不是想在漫长的生活中用这种法子折磨父亲做人的信念，最终改变父亲。不过她的这种企图在他们30多年的*当中没有得逞。面对这样每日的言语折磨，拙于言辞的父*益变得沉默寡言。跟我们这些子女们也几乎没有一句话。我们父子一场，我几乎记不起他跟我说过的一句开头的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