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六十七章 密谋20（1/2）

现在的话，他们内讧了，其目的并不算是多么的激烈，后果也不会有多么的严重。

这么多人在爆炸事故中伤亡，至少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安纳肯对两名年轻的科学家隐隐还有些佩服，他希望自己能有他们那样的胆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虽然的确非常疯狂，但是有意义。

他们的行为说明，由于人们普遍的知识更加丰富，于是个人造成灾难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同时，某个贪婪的企业家或者妄想自大的人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两个小子很明显一心要搞变革，而不是什么科学实验。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

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

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两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胜任这种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当时能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于内部深刻危机的德国。

如果那一位笃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当时向我坦率预告的行动不是由于软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当然，以往她也没做过这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这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她不会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不能掌握状况的危险。

以上这种情况，就是巨对的人给我们提供了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他们以各种邪恶的重担来对的施加压力。而且，奇怪的是，有的人虽然可能不赞成这种卑鄙的行为，但至少却容忍了它。

即使这样，它还是被认可的，并且表现得相当令人厌恶，因为当有些人寻求以最温和的办法改正这种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时，他们却受到了惩罚，失去了法律的保护，甚至天知道还要受到什么样的灾祸的作践。

这就是孟德维尔博士的体系。它一度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虽然同没有这种体系时相比，它或许并未引起更多的罪恶，但是，它起码唆使那种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产生的罪恶，表现得更加厚颜无耻，并且抱着过去闻所未闻的肆无忌惮的态度公开承认它那动机的腐坏。

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我当时在伦敦；开头我们在英国的人并不意识到情形会那么严重，也不懂得它的后果是那样地不可收拾。

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对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感到着恼，但是，损失的大部分是票面利润，等到局势澄清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现款并不减少。

首先，你去了法庭，这是你的第一个举动，而那样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你在法庭上申辩时的表现，这是你的第二个举动。最后，事情变得那么滑稽可笑，我们落到这种地步，似乎由于我们胆小怕事而丧失挽救你的机会，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有点用，这样做极为可能，也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希伐若的态度，也有人争辩说是k应该表示感激的。

它是造成目前这种形势的惟一特效药，k自己决不能，也决不敢，而且官方也是不可能容许造成目前这种形势的，那就是说，从一开始，用不着丝毫弄虚作假，他就发现自己跟官方当局面对面地碰上了，完全可能那么逼近地面对面地碰上了。

不过这仍然是一件值得怀疑的礼物，这样，k固然可以不用说谎和施展手腕了。

可是也因此使他处于几乎无法防御的地位，在斗争中吃亏，要不是他提醒自己，官方当局同他自己之间的实力相差那么悬殊，他能施展的策略即使都施展出来，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那他可能早已灰心丧气了。

说到底，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其实也无非是更加安全的环境而已，要么给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要么允许随意的退出。

所以，一个人就像商品一样地被贴上标签并受到商品式的对待。

至于这个人的自身是什么，根据其个人素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只是随意地、并因此只是例外地提及。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通常都把人的素质搁置一边，或者视而不见。

一个人自身的拥有越多，对世俗常规的安排就越感到不满，他也就越希望退出世俗人群的圈子。世俗如此安排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在这个贫穷和匮乏的世界，应付匮乏和需求的手段无论在何处都是最重要的，因此，也是压倒一切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的人来说，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

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

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

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的。

存在是为了让一部分穷人安于现状限制他们流动限制他们的眼界以此让他们不继续往上争抢蛋糕都行。福利的存在本身就会有多种效果，具体你重点在看那种只是取决于你的出发点，或者说屁股坐在哪里。

然而，只看一点不看其余要不得，不是这个目标正确就代表着其他目标的不存在。对一个事情有多个解决方案，一个方案也许能同时解决多个事情的一部分，现实是网状的而不是点对点的直线连接。

还有，有关当局要能做出令我们感到满意的安排，必须拥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我们有充分的闲暇，也有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应，它要做的事情。

就像个人一样，是生活得好，而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首先就是我们自己不犯罪，同时也不因他人的错误行为而受苦。

要满足第一个条件不难，但要同时有力量避免伤害却非常难，确实，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满足这些前提条件，这就是变成全善。对社会来说也一样，如果这个社会变成善的，那么它的生活就是一种和平；如果这个社会变成恶的，那么就会有内外战争。

鲁滨逊在岛上，孤孤单单的，没有同伴的帮助，没有任何一样干活的工具，然而却能获得他所吃的食物，却能保持他的生命，甚至还能过得相当的舒服。

这对各种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孩子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我原先用来作为比喻的荒岛，就要这样地变成现实。

我同意这种说法，即：这种环境，不是社会的人的环境，也的确不同于爱弥儿的环境；但是，我们应当根据这种环境来探讨所有其他的环境。

时期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习惯。在探究这些不同习惯的原因时，我们一般地来说是能将产生第一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压抑下层阶级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进行从过去到将来的推理，他们准备默认其标准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适和体面。

我们能将产生第二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地位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他们最接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瞻前顾后"，因此，不能耐心地默认那种剥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保持体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的想法。

“这正如你们拥有的那个模拟现实环境玩艺儿一样，”弗尔南德斯说，“那些环境貌似真实，但其实是假的。每天我们都生活在由我们的思想限定的现实环境里，这些环境正在改变，关系到女性的环境已经改变，而关系到男性的环境已开始改变。

男人们不喜欢已经改变的那种环境，而女人们也不欢迎现在将要改变的这种环境，并且有人会利用这个环境。但是归根到底，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是没有。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点考虑了，那就是我们所称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

这种环境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产生的：一个人受到某一种类型事件的多次骚扰，这些事虽然本身并不具有性的性质，但却可以积累起来，构成以性别为基础的扰。我不认为你仅仅依据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断言工作环境不友善。”

当我躺在那里思考这些时，我对这种种可能性评价极高，不过仅仅是作为技术方面的成就，而不是作为真正的优越之处，因为畅行无阻地钻进钻出，这该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不安的意识，没有把握的自我评价，不正当的**，不良的素质，由于有了这地洞，由于只要向它完全敞开心扉它就能为你注入安宁，这些素质将会变得更加不良。

当然我现在不在洞里，正在寻找回洞的机会，因此像这种必要的技术设施该是非常理想的。不过也许并不那么理想。

这里，真实的思想是有用的，因为作为思想对象的房子是有用的。

所以真实观念的实际价值基本上是由于观念的对象对于我们的实际重要性而产生的。观念的对象的确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

在另外一个时候，我可能就用不着房子；在那时候，我对房子的观念，尽管是可以证实的，却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还不如让它潜伏在意识之中。

但是因为几乎任何对象都会有一天暂时变得很重要，贮存若干观念的额外真理、作为一般的储藏品，它的好处是明显的，因为在某些仅仅是可能的形势之下这种额外真理也会是真的。

然而可惜的是，就算是这样子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请求怜悯的行为，也依然没有将那个影子打动，而那个影子什么的，给出的理由相当的简单，因为如果有第一次，那么就还会有第二次。

死人的目光多少有点乞怜。人死后遇到的事件与他活着时经历过的事件及其情节与地点基本相同(这对死去的人来说也许是种安慰，因为他会认为自己熟悉那些事件)，但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如果这些差别符合逻辑发展的连贯性，那倒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任意的、无章可循的，那就令人讨厌。因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总想进行他认为必要的更改，而现在呢，却不能进行任何更改，原因就是他已死了。

这使得死人的心情老是不高兴，心里老觉得受妨碍，但同时又感到自足，就像一个人这么想：重要的是我过去的生活，现在的事么，不必那么认真了。

她在去世前给我写的信，尤其是她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向我证实了如果她还活着她完全可能已回到了我的身边，我至少可以为此而感到高兴。

我觉得这不仅显得更柔和，而且显得更美好，没有这份电报事情会不那么完善，会缺乏艺术和命运的象征意味。

事实上，这个事件即使以别的方式发生也会具有那样的象征意味；因为任何事件都像一个特殊形态的模子，无论是什么样的事件。

只要它们的发生中断了一连串的行为同时似乎为这些行为作出了结论，它们就一定会给这些行为勾画出轮廓，而且我们还会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轮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别的轮廓可能代替这样的轮廓。

首先，你去了法庭，这是你的第一个举动，而那样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你在法庭上申辩时的表现，这是你的第二个举动。最后，事情变得那么滑稽可笑，我们落到这种地步，似乎由于我们胆小怕事而丧失挽救你的机会，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有点用，这样做极为可能，也是切实可行的。

说：“当然，也可能是f医生说的对，那序幕中什么越轨的事情也没有。

但是不管有没有，只要z认为有那就等于有，只要种种迹象使z相信有，那就是有。z质问o的时候o并不解释，o的不解释在z看来就是有，这样，o就仍然是做到了她所要做的告白。有和没有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o希望z认为有，那样，o就终于等来了赴死的时机。”

是连名字和长相也不知道的「那家伙」阁下。可是，写出如此完美而正确的组装操作指南的人，在飞机的设计阶段大概就想到了这个搬出顺序了吧。尽管是素不相识的人，但也并不是一点想见一面的心情也没有，虽然尽管这大约不可能的吧。

当我们在思考我们死后发生的事情时，我们此时的错觉不是仍然会使我们想到活着的我们自己吗？

说来说去为一个去世的女人不知道我们已了解她六年前的所做所为而遗憾这是不是比我们希望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死了还受到公众好评滑稽得多呢？

即使第二种假设比第一种有更多的实际依据，我这马后炮式的忌妒心引起的遗憾却仍然和那些热衷于身后荣耀的人的看法错误如出一辙。

不过如果从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分离中得出的庄严的最后印象暂时取代了我对她那些错误的考虑，这印象也只能赋予这些错误以无法挽回的性质从而使它们变得更加严重。

如果碰到和个人幸福有关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女人甚至会连二加二等于四都加以否认。要是理智告诉她黑的是黑的，而爱情告诉她黑的是白的，那可怜的理智就会立刻完全被否定。

至于为什么尽管有那么多这样的女人，而世界上的事却还照样能进行，卓健德拉就完全没法理解了！

如果我这个梦是我生平仅有的梦，如果它的情节与实际的死亡有很多地方不符，又如果我虽做了这梦，却并不因此对这死亡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将都称它为奇异的巧合——除了这再没有旁的解释。

反之，如果这梦有很长的情节，其中每一点都与实际死亡的情节相符；如果我经常做这样的梦，而且个个都同样地与实在相符；

又如果在我醒来的时候，我总是把它们当成真的一样立即采取行动——比旁人先一步行动——这样的话，很可能我们得承认：我具有某种神秘的预见能力；我这些梦不可思议地正就指那些真正的实在；说它是“巧合”，就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并不是说不会有那么一天，到那时，即便对这些金光耀眼的少女，我们也能把她们的性格丁是丁卯是卯地说个明白，但这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对她们不再钟情了，当见到她们出现在我们面前，跟我们的心所期待的形象很不相同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再为这新的模样久久不能平静了。

到那时，她们的模样将会固定下来，那是我们的一种诉诸理性判断的漠然态度的结果。

然而，理性的判断亦未必更明确，因为在理性判定一个姑娘身上有某种缺点，而另一个姑娘身上很幸运地没有这种缺点之后，它又会发现与这个缺点同在的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优点，于是，从这种所谓理智的判断（它仅在我们对她们不再感兴趣时才会出现）。

只能看到年轻姑娘性格上一些恒定的特征；当我们的那些女友，以我们的期望所具有的令人眩晕的速度，每天、每星期变看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没法让它们在旋流中停下来。

那么，可见昨天的那场恐惧就是这么来的。最可怕的是想到，为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当真几乎毁了，几乎毁了自己。可见，除了租房子和问起那摊血，这个人不可能说出任何别的东西。

可见，除了这些呓语，x也没有掌握任何事实，除了可以作不同解释的心理状态，x那里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证据。可见，如果不再出现更多的事实（不应该再出现更多的事实了，不应该了，不应该了！）那么……那么他们能拿他怎么办呢？

即使逮捕他，又能用什么来彻底揭穿他呢？而且，可见x只不过是现在，只不过是刚刚得知租房子的事，而在这以前，他并不知道这回事。

任何意义上的反叛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他绝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胆敢挑战自己的权威。

但加尔文并不满足于半心半意地接受，他坚持要人民无保留地服从，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罢。

他认为，光是系统地阐述一下规仍是不够的，因为那可能让个人留下一定程度的，决定他是否和在什么范围内照办。

加尔文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的人。

在精神事务方面，他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平等地交换意见；在个人信仰方面决不同人休战。

他认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服从，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并象惩罚公开的反抗一样野蛮地惩罚那些持冷漠态度的人。

转变为嘲笑对方，而这样做对自己绝无帮助，因为在嘲笑对手的时候他自己的尊严中最重要的性质也失去了。

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在任何神庙或公共献祭中都不能使用嘲笑的语言，在公共体育活动、市场、法庭，或其他公共场所都不能用。

违反这条禁令要受到官方的制裁，有这种行为的人不能担任各种公职，因为这样的人不尊敬法律，不按立法者的吩咐办事。如果有人喜欢骂人，那么任何旁观的老人都可以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动手打他，使他的坏脾气变好。

“我有这个权威，因为在我们那里，任何微小的违抗都是要处死的！”

什么！一位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自信可以在一天之内牺牲两三万臣民，而一个父亲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却不能主宰自己子女的生命？！多么荒谬！

被这样的锁链禁锢的人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软弱啊！父亲对子女的权威，这惟一真实的权威，惟一有利于所有他人的权威，是大自然亲自赋予我们的，细心研究它的实行情况随时可以向我们提供范例。

彼得大帝丝毫也不怀疑这种权利，他行使这个权利，并且向他的帝国的所有臣民公开宣布说：根据神圣的的法律，父亲拥有处死子女的完全的、绝对的权力，用不着上诉和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行事，而是错误地声称自己作为一名真正聪明的统治者有权宣布任何事情，并且说蔑视成文法典而为所欲为是最好的统治办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事实上他是在他的欲望和无知的引导下试图模仿真正的政治家而去违反法律，我们也一定不能把他，或把与他相同的人，称作小苏格拉底这无疑是可以的。

但是，虽然惩罚原则应该是在大家的赞同下写进契约的，可是在逻辑上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必然赞同对他们之中侵犯他们整体的人使用极端的刑罚。

“任何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既然是在侵犯社会权利，于是便由于他的罪行而成为国家的叛逆。他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他甚至是在向国家挑战。

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二者之中有一个必须毁灭。在对罪犯处以死刑时，我们杀死的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敌人”。

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他也永远无法确知自己的确是单独一人。

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在睡觉还是在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受到监视，事先没有警告，事后也不知自己已受到监视。

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的话、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受到严密考察。

实际行为不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不论多么细微的任何乖张古怪行为，任何习惯的变化，任何神经性习惯动作，凡是可以视为内心斗争的征象的，无不会受到察觉。

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余地。另外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到任何法律或任何明文规定的行为法则管辖。

没有法律。有些思想和行为，如经察觉，必死无疑，但是并没有受到正式的取缔禁止，没完没了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气化都不是当作犯了实际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为了把一些有朝一日可能犯罪的人清除掉。

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需要正确的本能。要求他必须具备的各种信念和态度，有许多从来没有向他明确说明过，而且若要明确说明。

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天，我已经发现，尽管他外表是那么冷静，但在他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却蕴藏着一股热情——热衷于破除那些在琐细行为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

他要维护权利——这是他的好癖。他的想法是：每个公民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官方的警察，不受任何报偿，经常监视维护着守法与执法情况。

他认为，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去防止或惩罚他本人看到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

判断行为功过的那些一般准则就这样逐渐被看成某个无所不能的神的规则，这个神在观察我们的行为，并在来世报答遵守这些规则的人和惩罚违反它们的人。这种考虑必然使上述规则具有新的神圣的意义。

我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应当是尊重造物主的意志，对于这一点凡是相信神存在的人是决不会怀疑的。违抗神的意志这一想法本身似乎就意味着大逆不道。

一个人如果反对或无视具有无限智慧和无限权力的神给他下的命令，那这人该是多么自负，多么荒唐！

一旦自己的权威被别人挑战了，自己的分量在别人的内心之中就会下降，别人说不定还会养成一种一旦不满，就会立即对他发难的习惯。

这种时候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面子，他会告诫自己不能不顾脸面。因为他怕见到情敌会伤害自己，他自身有一种自卑感。

如果私下去见情敌，那么一旦发现对方比自己更具魅力，经济上也更富有时，他就会被彻底打垮，从而蒙受巨大的心灵创伤。

所以，一个小孩子是自然而然地对人亲热的，因为他觉得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是来帮助他的，而且由这种认识中还养成了爱他的同类的习惯；

但是，随着他的利害、他的需要、他主动或被动依赖别人的时候愈来愈多，他就开始意识到他同别人的关系，并且还进而意识到他的天职和他的好恶。

这时候，孩子就变得性情傲慢、妒忌，喜欢骗人和报复人了。当我们硬要他照我们的话去做的时候，由于他看不出我们叫他做的事情的用处，他因而就会认为我们是在任性了，是有意折磨他，所以他就要起来反抗。

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远正确，而一旦被证明出了错，即使仅仅是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出了错，他们也会变得十分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