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第二把“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对日宣战”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

《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o月25日出版）有一篇题为《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在此次反日运动一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认定“对日宣战”是反革命的口号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反对宣战的。

第三把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对立起来。认为国防政府是从买办地主到小资产阶级共同主张的反革命政权。

思美（洛甫）在《红旗周报》第期（1931年11月2o日出版）表《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说各反革命派别都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认为反革命势力“要镇压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革命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他强调中国的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即苏维埃政权。

第四所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巨潮的汇合”的问题。

博古在《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1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这段话包含有许多基本错误观点：（1）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汇合（结合）问题从革命整体上说两者是不能分离、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阶段上则可以有先后、轻重、主次之别。为了抗日可以暂缓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与土地革命分开解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认为两者只能同时进行。（2）“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反封建是反对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制度它只是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反帝的性质。“左”倾理论把土地革命说成是反帝的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世界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左”倾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和性质。

第五“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在《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1年4月14日）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打倒国民党（包括其中的各个派别）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蒋”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逻辑的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为抗日）是倒蒋的前提。

第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打倒一切中间派别。

1931年5月1日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说：“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应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1933年7月24日**中央1《红旗周报》第29期1932年1月25日出版。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说：“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黄色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黄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的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打倒。（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联合。**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1“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革命的中心任务。

1《**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2《**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569页。

第四节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1931年1o月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民声》上表《对日作战》一文说：“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乞怜美国。因为国联已破产中国不抵抗日本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我们反对乞怜俄国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只有自救实行抵抗主义积极对日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一条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国联出卖满蒙出卖中国；一条是主战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改造国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也可以消除内战实行全国统一。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青年党在其《我们的主张》中明确提出：第一对日应断绝国交立即宣战。第二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罗隆基就表了题为《沈阳事件》的小册子提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仿照187o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1o月王造时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其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当时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并出版了“反日专号”在当时影响较大。1931年9月26日陶希圣在“反日专号”上表《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一文说：“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又指出：“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此外《社会与教育》上还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谓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等抗日文章。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报》上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来一般人主张抗日与‘剿赤’并重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因循以至今日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又失热河日寇所击冀察又告紧张。对内则驻赣大军屡折主将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并重乎？攘外必先安内乎？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作战虽有目标牺牲需有意义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其意远矣。”1933年1o月2o日章乃器在《申报》上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反对消极抗日主张攘外先于安内。

总之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实现民主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他们面向了历史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

中国的历史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生重大变化之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则坚持“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也偏离了历史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和团结面向了历史展的趋势；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直到1935年下半年**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这种状况才生了转变。

第十章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汇流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迅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出现了抗日民主的强劲潮流。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加深抗日任务的更加迫切中国历史经过数年演变之后**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路线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要目标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有所改变这样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逐渐汇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叙述中国历史的这种展。

第一节中间集团积极推动团结抗日民主进程自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便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华北事变后他们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立场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另一方面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团结的进程。

**《八一宣言》表后国社党脑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表《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敏感地意识到**政策的转变赞同并支持**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对**的政策转变作了评述。认定《八一宣言》是**由阶级斗争理论“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

他说：“一个向来主张废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呼吁。到了现在我们不愿带些刺激感情的口调说民族主义已征服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已征服了**。但在事实上即此却可作一个极大的证明即证明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对外为民族独立与对内为民主自由。至于阶级斗争与一党专政都是一些治丝益棼的东西。”1这里张东荪十分明确地断定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反对**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欢迎**政策的转变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政策的转变只是暂时的政策、策略的改变并不是对革命性质、基本革命任务的理论的转变更不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是张东荪没有能够认识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评论》上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的文章它赞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政府“反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提出“攘外”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中国的要问题。它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存亡的转机并不在于采取何种制度实行何种主义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图存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中国境界之内实行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外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攘外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何党何派‘攘外’的主张总是一致的。”1张东荪：《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o期1936年2月7日出版。第二主张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它说：“假如我们认为‘攘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则大家应该能以‘攘外’为中心联合成统一的阵容。”又说国民党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帜之下与其他党派联合。

第三国民党应当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它说：“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并无损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吁说：“总之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保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凡是拥护这个大原则者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其他政见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调整都是以后事都可姑置不论。我们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党各派也是如此。”1如果说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国社党的言论体现了中间集团右翼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么以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救国会的言论更多的是体现中间集团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张。

1935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左翼中间势力关于抗日民主问题的见解。在这一影响很大的纲领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又表明了诚恳的希望和拥护态度。他们在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以后说：“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财力智力物力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同时又说：“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第二在响应**《八一宣言》的同时也对**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评促使**彻底改变“左”倾方针把主要矛头集中到抗日民主上来。他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1亦绳：《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自由评论》第42期1936年9月1日出版。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最近的主张的。”

第三极力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各党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1这些议论集中体现了中间政派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致的；对**“左”倾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推进了团结抗日的实现和中国政治的进步。

1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出版。第二节**政策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其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修正错误。它曾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一旦认识了以后就会自觉地加以克服和纠正。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陷于危机之中。严重的挫折迫使**反省并改变自己的“左”倾政策及方针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了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方针。1935年12月**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但明显地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先要打倒的对象统一战线也由“下层的”扩大为“最广泛的”。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议后**逐步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主要表现在：（1）由“倒蒋”是抗日的前提转变为联蒋以实现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众（工农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人转变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由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绝对不可分离地进行转变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调整国内阶级关系；（5）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改为民主共和国；（6）由下层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政策和方针的转变是随着形势的展而逐步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牵涉到深层的认识问题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对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窑堡会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可以从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937年1月27日布的《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看出来：第一把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打倒的对象之一并且没有放弃“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文件说：“党的策略路线是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打倒的对象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确的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打倒的对象还有“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显然是还没有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它又说：“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这里一方面说不管什么人、派别、武装队伍、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这表明此时**没有完全放弃“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第二仍然坚持“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两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理论观点。文件说：“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这里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汇合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结合。瓦窑堡会议后突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但它却是“两个结合”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没有再强调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加紧反对一切妥协的党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动派这种策略但仍然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以前把主张国防政府的人把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张都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把他们统统打倒现在把他们放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了这是很大的策略改变。但对他们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团结合作的政策。

这些情况表明瓦窑堡会议是**改变自己方针政策的开端。**对“左”倾错误理论的纠正对方针政策的调整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开始由“抗日反蒋”向联蒋抗日转变。8月25日**中央致书国民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表示欢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标志着**对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1936年9月1日**中央向全党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应民族革命形势的展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无疑是**政策上极为重要的转变。9月17日**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强调了保障**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在对事变进行深入讨论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央确定自己的基本方针是：（1）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年2月1o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实力大大展的基本条件。第三节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1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1《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1《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o日出版。

交方针。

蒋介石为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及其领导的红军。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独裁内战政策所改变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年1o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大军集结在陇海铁路沿线并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2月12日张、杨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要员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产物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在张、杨及**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提出的六项条件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这六项条件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此后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剿共”的内战政策逐步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

第四节各派政治力量汇流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如上所述在滚滚向前的抗日大潮冲击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联合拒日政策；中国**也改变“反蒋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间政派的政策。本来就主张抗日的政派和人们也更加向前迈进。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就汇合在抗日旗帜之下了。这是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新的活动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和红军由“围剿”政策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它一方面与**联合与**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备抗日；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企图利用“和平统一”的方式瓦解**消灭红军。

1937年初蒋介石集团的要员吴铁城撰写《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一文阐述了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方针。吴在文章中说：第一目前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完成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说：在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国内一切残余的恶势力作最后的挣扎破坏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还要加紧努力于根本上扫除一切的统一障碍”。蒋介石的“统一”就是消灭**和其他异己势力。

第二国家的统一以“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为最关键。他说：“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巩固国家的机构要齐一全民的意志要统一全民的行动要推进国家的建设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要加强对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国民党打着“复兴民族”旗号推行国家统一的着力点也成为此后国民党“统一”、“溶化”**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必须扫除中国统一的障碍。他认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有三种政治理论即“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和“人民阵线论”。除联省自治论外后两种实际上是**的主张。

第四实现中国统一的具体办法。它们是“启民族意识”；“确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义；“展经济建设”；“拥护最高领袖”。1他列举的实现统一的四条办法虽然打击的对象是**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但没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便说明一方面国民党消灭**的既定方针未变；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灭**的策略方式的确生了变化由武力“围剿”转变为“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旗号下借推行“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办法来消灭**及其领导的武装。

与此同时另一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写了《统一与和平》一文对国民党1吴铁城：《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的“和平统一”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该文说：第一“统一”不同于“联合”国民党的“统一”不同于**的“联合”。他说：“联合之前一定有许多单位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才把他们联起来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联合内部的单位仍存在。这叫做联合。所谓统一是把原有的单位经过统一运动之后融化为一个整个的单位原有的单位完全分不出来。这才是统一。”他所主张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统一”于国民党之下。

第二“达到统一的途径”有两条：和平与战争但在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来“勘乱”。他说：“要统一须消灭割据势力那是毫无疑义的。用什么方法消灭呢？须知不一定用战争也不一定不用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则战争不需要战争的时候则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统一这是一定的而要求统一则不一定专用和平或专用战争所以到了必要的时期用尽和平的方法还不能得到统一的时候不得不用武力来戡乱来讨逆来惩治破坏统一的罪人否则要武力有什么用？”

第三“先统一后抗敌”统一的关键在于消除“军队系统”。他说：“敌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敌一定要全国一致的抗敌要在统一命令之下的抗敌才可以有效我们始终承认：唯有统一才能真正抗敌亦唯有统一对外才能有真正的战争。”

第四“保全军队”“化除系统”。这是说军队可以保全但非蒋系统的军队系统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系统必须消除。“说到这一点先要明白统一之梗是在于军队系统故如果能够保全军队而同时化除系统则割据势力必于不动干戈之中消灭而和平统一于焉实现。”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化除军队系统”的办法即“地方政治与军人完全脱离关系”、“军队应与驻在地脱离关系”、“军队应与统率的将领不生绝对关系”。1以上是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主要内容。

1937年2月国民党为了商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对付**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内外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国民党确定了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完成了其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此后对付**的主要斗争方式。全会表的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表示“此后惟当根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统一”原则指导下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案提出的“根绝赤祸”的四项最低限度的办法明确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实质。

它说：“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1潘公展：《统一与和平》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

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由以上可见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对**的政策和方针生了明显转变由武力“剿共”转为“和平统一”。但这种改变仅是策略上的改变是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改变。它的消灭**的根本方针、反人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国民党“根绝赤祸”的根本立场和它所采取的“和平统一”策略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斗争方式的特殊性。

面对国民党“和平统一”的新策略**提出了争取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反对党内的尾巴主义和无原则让步的倾向。

1936年11月**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阐述领导权问题是阐述的重点问题之一。他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1927年以来**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反对和怀疑这个转变的思想是错误的；但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一方面联合各党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他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所以在统一战线实现后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11937年5月**在**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总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到1937年三中全会时正式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但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人民的本性没有改变因而采取了“和平统一”方针就是用“和平统一”方式消灭**。**在西安事变后由“逼蒋抗日”展为“联蒋抗日”促成1《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49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马上便面临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出现的可能性和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新问题。因此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便成为此后**对付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则立场。中间势力始终坚持主张抗日与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国民党政策生转变、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的倾向。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样一方面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中间政派在内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帜下汇合起来向着实现武装抗战的方向展这是历史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国共两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尤其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的根本方针致使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斗争方式便是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策略与**“独立自主”方针的斗争。抗日战争实现后国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矛盾和斗争带到了抗日战争之中并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第十一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格局的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动七七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可以这样概括即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日本侵华战争爆后经过一年多的剧烈变化这种总格局于1938年底形成。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个格局才消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的演变是在这个总格局中进行的。

第一节一个战争所谓一个战争就是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它制约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和行动。战争的胜败决定国家的前途。它是观察当时中国问题的总前提。

在论述史实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先作些说明。

为什么提出一个战争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史上对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这样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时候起国民党在长时期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和**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行了**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1有人这样说：“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与蒋介石的作战重心同时指向**。”“自从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那时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文件称：‘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由中国**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的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主力日寇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由消极应战的政策转移到观战与求和的政策因此重点也就由对外转移到对内由联共的政策转移到‘防共’、**的政策。”1有人这样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2大6上的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作这类论述的人非常多不必再举了。

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则往往从相反的方面提出同样的问题例如有人这样说：“共军改编后即蓄意扩充实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专1**：《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4页。1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第4章第5节。

2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o年版第219、22o页。事袭击友军据统帅部的统计共军第十八集团军自29年11月至3o年1o月止在一年之内因袭击友军引起之战斗次数即达395次之多。”3“真正的抗日战争一共是十四年这十四年中我们的国力、人力、经济资源损失得非常重大但是最使人愤慨的我们中国的内奸和叛徒——**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政府”④上面摘录的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认了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只有少数汉奸亲日派除外）共同进行的战争。仔细分析起来那些资料中含有的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有以下几种：1.半个战争论。此论认为当时中国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抗战。

此论又分两种：第一一派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完全是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至少在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如此。“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指**）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这就是说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占中国少部分地区的解放区战场而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这是一种半个战争论。

第二另一派观点认为：八路军、新四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甚至无根据地恶意中伤说中国**“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国民党。这是另一种半个战争论。

2.两个战争论。上面两种不同的意见各自承认自己在抗战。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争了。此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着两个战争一个是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中国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各自打各自的。两个战争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和战略配合。这样中国也就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了。

3.三个战争论。两个战争论认为一个是**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再加上一个国共之间的战争。这第三个战争如有的书上所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这样抗日战争期间就存在着三个战争了。

上述各种意见认为：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3何应钦：《对日抗战与台湾光复的经过》1962年3月6日见何应钦《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29页。

④何应钦：《再斥**破坏抗战罪行》1972年8月见何应钦《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449页。

级共同进行的抗日战争而是存在着半个战争、两个战争或三个战争。我们当然不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不存在两个战场（这一点下面就要说到）及其对立甚至生过武装冲突（如皖南事变）；也不是说国共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和斗争；也不是说蒋介石集团没有与日本谋和和**活动但不能说得过分违背史实。

只有一个战争的论点是正确的。**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里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是哪一部分中国人同日本的战争。又说：“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1这里说的都是全体中国人。**在《论新阶段》中又说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朱德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这在那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许多报刊书籍大量宣传这种看法例如当时广泛行的《救亡手册》就这样说：“在民族危机高于一切亡国奴的威胁要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时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就连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也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改变他们犹疑畏缩的态度走到救亡阵线中来。”“不分阶级、党派、信仰也不分上层下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死敌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1在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大前提下中国各阶层的人们最广泛地动员了起来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这样在抗日战争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敌小我大”更加突出“敌强我弱”则被大大减弱。

这个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了。

抗日战争是全国一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中国格局的整体性它以我为主包括了战争双方整体制约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各种政治纷争都受它的制约。尽管国共之间的斗争很尖锐但都没有出这个整体所制约的范围。它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形态。这个“一个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集中了全中国的抗战力量这个事实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1《**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55页。

2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合刊1941年7月7日出版。1钱俊瑞、姜君辰等编《救亡手册》生活书店1938年1月行第6、7页。第二节两个战场抗日战争期间存在着两个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大特点之一。抗战期间之所以存在着两个战场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决定因素。

解放区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的存在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延续和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是三四十年代具有中国特点的进步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增加了抗战期间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我们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格局的重大因素它也极大地影响了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局和中国前途。

解放区战场的形成也就是两个战场的出现过程如下：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部下辖一一五、一二o、一二九3个师。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命令随即出开赴前线。1937年1o月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6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即赴前线作战。

1937年1o月下旬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区展开。

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4月建立了冀中军区广泛开展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同年夏开辟了冀东游击区。

1937年9月下旬一二o师进入晋西北地区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9月初一二o师一部进入大青山地区随后开辟了绥中、绥南、绥西3个游击区。

1937年11月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在晋冀边区开展游击战。4月下旬成立了晋冀豫军区。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一部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8月成立冀南行政公署。晋冀豫部队还向豫北、冀西、晋南展开展游击战。在山东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军。同月一一五师一部开赴山东加强了该地的游击战。

新四军组建以后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到1938年12月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第四支队进入皖东以藕塘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

在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战略退却阶段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o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oo余次毙伤俘敌54ooo余人。八路军展到156ooo多人新四军展到25ooo多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末敌后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场。

两个战场的存在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面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解放区战场是独立存在的。国民党军在敌后也有游击军但起的作用不大。

第二两个战场是各自独立的。解放区战场形成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战役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两个战场的敌人是一个作战目的相同。两个战场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主要是各自与日军作战各有各的作战区域总的说是一个战争的两个部分。

第三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为此而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由此而产生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国民党军事当局未尝不想扩大敌后的游击战但由于它的军队的反人民性质而未能长久坚持。

第四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以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由解放区政府筹集和仰赖人民直接供给。这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更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战场。二者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很尖锐生过华北的武装冲突和皖南事变。但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是决定一切的。两个战场虽有冲突但未完全决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从整体上和抗战全过程来看中国是进行着一个全民族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过分夸大二者的对立是不正确的。

两个战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难免要消耗一部分中**队打日军的战斗力；但主要地是由于两个战场的存在而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形态。**在《论持久战》中说：“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1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由于这种情况就使敌我之间作战的内线外线不分明出现了几重包围与反包围。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非常困难不论前方或后方都处于中**队的攻击之下和困扰之中日夜疲于奔命。这是日军失败的重大因素之一。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形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优点是中国胜利的一个重大军事因素。

1《**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第三节三种政权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

中国领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出现了。1927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若干小块苏区政权到“七七”以前只剩下了一块陕甘宁苏区面积不大。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在1932年“满洲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个政权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因而还不需要从三种政权并存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总形势和总格局。三种政权鼎立的格局是七七事变以后形成的。

1.沦陷区政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并且是重要地区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1938年7月1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