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二月镇反（2/2）

后来的一段时间，公安局不再抓人了，各单位就对过去参加过造反派的人进行批判教育，一般是自己写悔过书张贴在过去的大字报棚上。迫于压力，很多人都反戈一击，写了揭露过去的战友的材料和自己的认识。有严重的就被远征军总部的人弄到龙门县城最中心的地方——丁字街口批斗。

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战友在我们的团部看省城里的造反派寄给我们的传单，突然听到外面有几个农民在问：“革命彻底”的团部在哪里？我们要抓他们的编辑去消毒。”

我们赶快关了灯，走了出去，恰好和那几个人擦肩而过。我们慌忙逃走，不敢进寝室，怕被追来的人找到，我们估计一定是邓德士们的杰作。我们摸黑从寝室后面走下山坡，然后溜到龙门师范学校我的画友刘大石的寝室里躲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回校后才知道，他们要我们的消毒理由很可笑：说我们办的《燎原战报》，刊头上象征光芒的线条是指向中心的**相，也就是我们把矛头对准了伟大领袖**。

他们找不到我们，就在办公楼外大事宣扬。和我们曾经共同奋战的烽火战斗团的胡光明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才说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说的，但始终不说是谁，胆大包天的胡光明几个人，居然把他们哄走了，我们听到后，非常感谢我们的战友胡光明。从此，那些人再也没来找过我们了。

原来，早在远征军筹备恢复组织，外省造反派有人被捕的消息传到龙门县时，伍成雨就安排邹钦明和县剧团的造反派头目汪齐朝上京上访。

他们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步行五十里到临近的县城乘车到了省城。在省文革接待站待了一天，没见到负责人，到第三天，省城就开始抓几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见势不妙，他们连夜乘车到北京。他们的火车到了郑州车站时，就听说，有大学生到铁轨上卧轨抗议郑州地区抓捕造反派的学生。

当他们到了北京**广场时，却意外碰到了同样来上访的两个四川老乡。他们正在交谈时，同赶来抓捕那两个老乡的警察碰个正着。警察喊着老乡的名字，叫他不要跑，然后拿出手铐。周围的群众见他们要抓一个学生，就都上去围住他们问：“你们抓一个学生干什么？他们是**的红卫兵，是我们的客人，有什么罪？”

那两个警察吱吱吾吾地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

群众说：“你们才是反革命分子！大家快把他们抓住！”

愤怒的群众就把他们抓住，并扭送到了派出所，那两个学生才得以逃脱，然后就和邹钦明一起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去了。

接待人员说这个情况已有几个省生了，他们正在向党中央、**汇报，然后把他们反映的情况记载下来了。

邹钦明知道龙门县的警察一定也在追捕他俩，于是，他俩就分开了，各人往亲戚家去躲藏。邹钦明到他大姐家躲了二十来天，也不见形式好转，只好回家面对现实了。他预感到回来一定会被抓住，到成都时，就到理店剔了一个光头，心想，没有头被人抓住，会少吃一点苦头。

邹钦明回到龙门县了，但他不敢回校，他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后，正准备拐到回家的小路。可当他正要朝小路上去的时候，一个人叫住了他，这人正是我们团的红外围（红小兵战斗团）的张莉莉，她在公路边同养路工人一起在锤石头。这张莉莉长得很小巧玲珑，曾经追过邹钦明，但邹钦明说她是一个初中娃娃，太小，不懂事，就没答应她，但他俩一直关系很好，就连他的衣物用品等，在上访之前都交给了她保管。面对这样的姑娘，他也就没防备，就给他说要回家去一趟。

然而，他在小路上还没走多远，就被追来的公路旁的龙门一中的“铁杆保皇派”们抓住。过了一会儿，警察也赶到了，他被戴上手铐，五花大绑送到了监狱，这天是1967年3月16日。令他十分吃惊的是，出卖他的人，竟是曾经最爱他的人张莉莉。

于是，大概在3月2o日，我们又被通知到广场参加批判反革命分子邹钦明和汪齐朝的大会。

会议议程和一个月前批判伍成雨相同，只是没有再举行示威游行，时间也很短。邹钦明同样地被邓德士几人修理，手被抬到了快要断裂的极限位置，他痛得鼻涕长淌，像一条正在从瓢里挤压出的米粉丝，但他不喊，也不叫。每当邓德士们把他的手向上抬一次，台下很多人都出一次同情的呀呀声，被台上的人一阵痛骂。

汪齐朝是剧团里演旦角的人，一个白面书生模样，对他的折磨，也得到了台下的同情声。

他俩的罪名都是迫害革命干部和反革命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