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黄易之二：石之轩的传奇人生（2/2）

突厥人原本只是柔然治下的一个奴隶部落，但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时，突厥与西魏开始结盟往来，从此后走上了争夺草原霸权之路。在此后数十年间，突厥人横扫草原，灭国无数，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超级草原帝国。

突厥的强盛给中原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时还处于南北分裂中的中原大地，以致于当时的中原王朝不得不争相向突厥人纳贡示好，以免腹背受敌。隋的前身北周亦饱受突厥欺凌，北周武帝甚至不惜迎娶突厥木杆大汗之女为后，而让他自己的原配窦氏退居侧室，其卑躬屈膝的程度一致于斯。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退让更加剧了突厥人的气焰，以致于到了佗钵可汗的时代，其竟公然宣称：“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那么孝顺，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可见此时突厥人自认为其对于中原已经是类似于太上皇般地存在了。

但中原王朝的隐忍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在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之后，隋文帝自认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北方，而且大隋国力rì盛，是以随即切断了对突厥的财物供应。突厥为之震怒，当下全力南侵，全面突破长城防线，隋军尽起jīng锐相抗，却仍被杀得节节败退。突厥人纵横千里，所向无敌，直至隋将达奚长儒率两千隋军与十万突厥军在周桀拼死一战。是战隋军将士昼夜拼斗，血战三rì，士兵手中武器全部损耗殆尽。隋军士卒赤手空拳依然毫不放弃，没有武器便用拳殴击，军士手皆见骨，突厥人死伤万余。而此时血战到底的隋军两千将士几乎死伤殆尽，达奚长儒自己身被五创，两处伤口甚至被刺穿，身负重伤。隋军将士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硬生生将突厥人吓退，这也显示了突厥的可怕实力。

由此我想我们已经可以明白石之轩在西域的经略是何等的了不起。他在原本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不带一兵一卒，仅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短短数年间，在西域初步建立起了隋朝的霸主地位，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祭祀恒岳时，西域十余国“咸来助祭”。随后隋国在伊吾建城并分兵驻守的举动，由于裴矩的存在，西域各族不但毫无反对，反而深表认同。而石之轩发挥其花间传人绘画上的天赋而写成的图文并茂的《西域图志》，遍及西域四十四国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更是成为隋唐两代经略西域的必备参考书。

此外，石之轩在《大唐》里最为人诟病的唆使突厥分立的措施，实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讲，诚可谓是泽及后世，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后，内战连连，却又各自奈何不了对方，于是隋国在此时可谓左右逢源，东突厥的启民可汗甚至不得不采取表面臣服于隋的政策，昔rì的老子成了儿子，虽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但确实已兆示着大隋颇有翻身做主人的气象。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石之轩达成这一目标虽然倚仗了大隋蒸蒸rì上的国势的强大威慑力，但却不曾因此在西域动过半分刀枪。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石之轩在坚持着使用最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最血腥的问题，但我想，或许，是他心里午夜梦回时的一个倩影。

由此我们也很可以理解赤手空拳便将西域搅得天翻地覆的石之轩，为什么会在《西域图志》中自信满满地以“浑、厥可灭”来做结尾。当rì的大隋军容鼎盛，国富民丰，在有了他在西域打下的良好基础，并有了《西域图志》这种对敌人形势的清楚评估文件之后，他的这种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当然，在平抚西域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如邢漠飞之辈的怨恨与血泪，但国家民族的利益，从来不能仅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加以考量，否则宁道奇约战宋缺，就实实在在是无耻之尤了。

在西域的局势告一段落之后，石之轩的目光又投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高丽。

说起隋炀帝征高丽，历代史学家所给的评价基本上都是穷奢极yù、滥用民力，甚至因此而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这个观点同样出于唐代史观，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的研究者。然而当我们跳出国内政治的框架，从国际政治的高度来考量隋炀帝的远征高丽，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隋唐之际的君主，为什么会前仆后续地将征高丽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之一。

《隋书-高丽传》说，高丽王得知隋平陈后大惧，立即“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可见隋的统一对于当时东亚政治格局影响之大。南北分治时，分立王朝均无力北向，而当中原大地一统于隋，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开始由势力均衡的多极分立向以隋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关系转变。

《大唐》中对于高丽，颇有清代诸君将当时的rì本视为“蕞尔小邦”的误解。然而实则高丽在辽东的经略，却严重挑战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单极国际体系。高丽自魏晋以来，趁中国内乱之际向西北扩张，在经过了与曹魏及鲜卑慕容氏的几次生死搏斗，牢牢占据了辽河流域。

辽河流域位居中原王朝与突厥势力的交界点，对中原王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只要控制了辽河流域，也便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国家，如此便可斩断势力已达此地的突厥人之左膀右臂，进而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形势。

然而高丽占据了辽河流域之后，不但由此获得了肥沃农田，从而经济实力大涨。更以辽河流域为基地，开始将东胡各族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了手里，形成了突厥与中原王朝两大势力间一个微妙的“关键少数”。

从隋文帝至炀帝年间，对于高丽控制下的契丹、靺鞨等东胡族艰难而收效甚微的招抚过程，便可以知道高丽虽然不具备独力对抗中原王朝的实力，但其存在并对东胡各族保持着的实际控制力，在事实上使得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难以真正地最终确立。

更有甚者，高丽控制着辽河流域这样的战略要地，如果其与突厥相勾结，则隋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严重威胁。是以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当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无意间发现高丽使节，顿时震怒不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高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已经有了浮上台面的征兆。

大业三年（607年），自启民帐内回朝后，隋炀帝就立即召集群臣讨论高丽问题，当时的裴矩就列举了两大理由攻伐高丽，一是高丽原是中国领土；二是高丽不臣。大业七年（611年），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丽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入朝，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于是，炀帝下诏讨伐高丽，以期在东亚最终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

然而在这个时候，石之轩的信念，以及他经略西域的成功经验，却使他劝说隋炀帝采用了一个类近于赌博的手段，从而使得这一场本来势在必行的征高丽之战，受尽后世史学家千古唾骂。

大业八年，隋113万大军分成24军，rì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若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夫丁，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种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出来的出征规模，由于其戏剧般的铺张受尽唾骂，当时的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便直言上书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今rì如果我们抛开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却可以发现而这样不合理的安排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用意。

首先，早在大业三年六月隋炀帝出巡突厥时，“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rì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隔，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毫无疑问，讨伐高丽是兵巡突厥的翻版。《资治通鉴》说得很清楚，兵巡突厥的目的是“出塞耀兵”。同样地，征伐高丽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耀兵。重要的是，耀兵的对象不仅限于高丽。《资治通鉴》大业八年二月条载：炀帝“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曷萨那可汗即西突厥处罗可汗。隋炀帝深知，突厥等国入朝是为形势所逼，并非诚心悦服。所以，他调集全国兵力，一方面想先声夺人，压服高丽，同时向各国示威，使之不敢反叛。因此，出兵高丽是一箭双雕的威慑行动。其次，十分明显，隋炀帝大规模出兵，意不在战，而在不战而胜。这一点，从隋炀帝的以下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在二十四军里，每军都设置受降使者，“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这类受降、慰抚使者直接听命于隋炀帝，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战场统帅的指挥。如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逮捕高丽大将乙支文德的严重错误，就是明证。第二，隋炀帝严令三军：“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种措施甚至致使前线指挥失措，屡遭不利。第三，当时的兵部尚书段文振曾上表提醒隋炀帝：“但夷狄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这决不是无的放矢，反映出隋炀帝在出兵当初就制定了逼降高丽的方针。身居决策上层的段文振看到了这一方针的危险xìng，才深相劝戒。

倾举国兵力做一场华丽的宣示，勿求兵不血刃地逼降高丽。这其实深得主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之神髓，但过于强调政治xìng，则无疑会严重拖累军事部署，石之轩的这般举动，无疑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

如果赢了，从此以隋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将无疑确立，自此天下太平，四海休兵。或许石之轩在望着旌旗蔽天杀向辽东的时候，心里已经想起了一个人，嘴角已经浮起一丝笑。

数年来的飘泊在异域他乡，数年来的叱咤四方风光无限，他的心却早已经飞回了那个只有两个人的幽林小筑。只要这次成功了，那就再没有任何人能有任何借口来看轻碧秀心与他的这段婚姻。

不，石之轩从来不会在意天下人怎么看，他所有的作为，不过为了让她一个人来欣赏。

秀心，你不是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让天下大治么？那我就捧回一个万国来朝的升平盛世送你。

此时的大隋，争取了靺鞨，招抚了契丹，吸引了百济与新罗，高丽已是完完全全的孤军作战，胜利似乎只在眼前。

如果真的能以这样的手法来达成国家的长治久安，那就是最高境界，就是不杀，就是和平。

可是，如果输了呢？

或许是因为当时石之轩的保证过了头，或许是由于隋炀帝自身好大喜功的秉xìng，当时的隋炀帝满心以为高丽必定屈服于隋军的威压，因而对可能发生的战事，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大幅度限制军队的行动，一心等待高丽前来投降，甚至招引各国首领一同观战助兴，于是，这一场原本已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煌煌远征，居然转瞬间成为一出遗笑天下的大闹剧。

可以想见当那一封封战报传来时，石之轩那由巅峰跌至低谷的心情。

数年之功，毁于一旦，而且毁得如此彻底。

历史习惯了成者王候，败者贼；不论你的动机如何，只要你输了，你就抢失去了历史的话语权。

以石之轩的智慧，如何不明白等待自己的，只能是千古骂名。

饶是再为骄傲倔强的人，遭逢此情此景，心里涌起的第一个念头只怕也就是－回家。

家里，有一个会理解他的人；家里，有一颗会明白他的心。

然而，当满怀着无奈与期待交揉着的复杂心情的石之轩，挤出一丝笑来快步走入幽林小谷的时候，迎接他的却不是期待中那温柔的微笑，还有一声清脆的“爹”。

山谷里的女儿，眼睛里写满了令他不寒而憟的刻骨仇恨；而那半抔冰冷的黄土，居然就是他朝思暮想的结发红颜。

如果那一夜幽林小筑的草木有心，也必然都尽碎了。

我们无从知道，石之轩那一夜是放声大哭，还是纵情狂笑，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一夜之后的石之轩，再不是原先的石之轩了。

阿多尔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经历过如许的人生巨变之后，还要让石之轩相信狗屁国家民族、狗屁正义公理，那同样也是野蛮的。

在斯情斯景下，哪怕连石之轩自己恐怕都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了。

是不是真的是自己一步步害死了自己的秀心？

但这已经没有关系了。

半抔黄土下埋葬掉的，几乎已经是他对人世间所有美好的全部记忆。

在那一刻，他几乎就要破茧成魔，成为真真正正的邪道之王。

如果不是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他与碧秀心之间的故事曾经真正存在于这个世上的唯一见证—

石清漩。

邪王疯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在不停地逃避着。

师妃暄说石之轩是惧怕宁道奇，实在是将邪王忒也小看。

石之轩从来不怕天底下任何人，却唯独不敢面对自己。

在这个时候，他本应当让补天阁的心法占据自己的身心，从此后再不为人世间任何感情所动。然而石清璇的存在，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触及他心里一些本来应当忘却的往事。

这个时候，造成邪王人格分裂的已不再是什么花间派与补天阁的争斗，他想让自己狠一点，再狠一点，然而每次看到石清漩，却总是让他的心触到了最柔软的一面。

于是《大唐》里正邪两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石清漩是石之轩的唯一破绽。

在这个阶段，邪王所无奈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心太软”。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所以石之轩要出手争夺“邪帝舍利”，对于一个已经将自己的路走到尽头的人来讲，“邪帝舍利”中有多少功力他并不看在眼里，他要的是“邪帝舍利”中那些盖世凶魔输入其中的、曾令得寇仲直觉得“尤如千万冤魂索命”的狠绝凶厉之气。

然而或许是由于寇徐二人误打误撞地将这股凶厉之气泄去了大半，但我想更主要的是邪王自己的心，得到“邪帝舍利”后的邪王看似恢复了以前谈笑杀人的潇洒风范，然而当他真正敢于面对自己之后，他却不得不很无奈地发现，无论他再努力去忘却，有一些事，有一个人，却还是顽强地留在了他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秀心一去，他的心便已经分成了两半，所以邪王石之轩的矛盾不管是在得到“邪帝舍利”的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如此的明显。

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邪王已经将他的女儿当成了碧秀心的化身，而将女儿喜欢上的徐子陵当成了少年时的自己。正如许多父母习惯于让子女来圆自己年青时曾有的梦一样，石之轩对于徐子陵与石清璇间的那段感情的珍视，不但使他一再地不顾一切地对徐子陵手下留情，甚至在最后不惜以传授“不死印法”来迫使自己放弃任何对付徐子陵的念头。尽管他知道，这样其实也便意味着自己放弃了整个天下。

于是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当徐子陵与石清璇终于一起肩并肩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的心里无可遏抑地想起了那个她，想起了那个她与他相逢的清晨。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在那一刻，天下无双的邪王泪流满面。

石清璇亲口告诉他：“娘到死前一刻仍没有半句怪责你的话”。

虽然石清璇还是没有明白他与她之间的故事，但邪王却可以无恨了。

徐子陵跟石清璇的故事开始了，他的梦想达成了。

然而在那一刻他自己却似乎成为了这个世上最多余的人。

所以他最后飘然而去的时候，又重新拾起了抛荒已久的佛法。毕竟人在这种时候，最需要的确实是能够麻醉自己的jīng神鸦片。

如果再没有什么外来的刺激的话，或许邪王真的可以不再醒过来。但可惜的是，变故终究还是来了。

当然，这就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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