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张爱玲的“被毁梦”的记忆（2/2）

三年前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繁华与刺激，一直留给张爱玲深刻的印象。那时她身负家庭的yīn影，来不及认真的看一下上海，仅是在重压的喘息的空隙里匆匆打量过。从上海文化的边上，如父亲家里的小报，母亲家里的各式新文学杂志，以至学校学生们言谈中的电影明星、戏剧生旦等琐碎的细节中浏览过上海。她是真的喜欢上海，“我一定要好好地享用它”。张爱玲迎着台湾海峡吹来的略带咸腥的海风，望着海的尽头对炎樱深情地说。

船身摇晃着，张爱玲却觉得坐在火车里，她感觉得到时光的流逝；她感觉到这时候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香港大学的三年求学生涯，给于张爱玲的东西仍然很多，尤其对于rì后走上文学道路的她。首先，是为她此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成熟、稳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战时的香港经验，使她看清了一切浮华之下生命的质地。这个时期是一个“储备时期”，张爱玲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端倪。从她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早期作品，到不久后在文坛横空出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质”的飞跃。这与她在港大的刻苦攻读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是知识面的积累，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或许是在生活经历方面的积累吧。

后来，张爱玲写过好几篇以香港和港战为背景的名作。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而散文《烬余录》则是向我们全面讲述了她在香港读书、生活、及战争的情景。香港对张爱玲来说，确实是一个有点“宿命”sè彩的城市。10年后，张爱玲再次离开上海时去香港时，那将是永别祖国，开始40余年异国漂泊的生涯……

对于这个时代，张爱玲深抱着讽嘲、戏谑的态度；对于生命，她又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怀与哀伤。所以，她后来的创作总是融合着两种不相谐和却又参差对照的成分：乱世的苍凉与人xìng的飞扬。时代是慌乱的，是遍布着磨难的，而人生是短暂的、诗意的，人的生活就是要用那些短暂的一瞬、戏剧xìng的一刹那照亮长长的、黯淡的磨难岁月。这种成熟的理解已经为这位乱世才女1943――1944年间在沦陷区上海的横空出世做好了准备。

其次，香港生活也使张爱玲的个xìng趋于完成。尽管幼年时代的张爱玲也曾在塾师的指导下背诵过唐诗，也曾与弟弟在后花园荡过秋千，追逐过大白鹅，也曾学习过钢琴有过“优裕的感伤”，但是，这些因素都没有在她的xìng格里形成过主导xìng的影响。她深禀古典气质，却没有大家女子的呆板与规矩，她喜欢一切热闹的事物却又不流于幼稚与天真，她敏感于生命的流逝又未沦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弱质才女。在她的成长阶段中最受影响的，是她对自己“**裸地站在天底下了”的处境的意识。正因为这种“惘惘的威胁”，她才特别追求一种完全的dú lì，经济上的dú lì、感情上的dú lì。

张爱玲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她冷漠而dú lì，她对人无同情感与责任感，自己遭遇困境时也不向人倾诉或仰求什么。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在自己的作品《女人》说的）我们譬如她在医院做看护时，就不想看见什么，只顾读自己的书。

此时船上的张爱玲，正是青chūn饱满，jīng神清爽，一张瘦长型的脸庞洋溢着一种神韵。眼睛大而长，鼻梁高而挺，只有嘴唇显示出知识女xìng的孤傲，而整个面部轮廓则显得大气而平和，有一种安详的美。但仔细看上去，张爱玲的安详中也有一种与自己年龄不相吻合的坚毅。

张爱玲完全依靠自己来承担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亦只是她个人的。这在即将到来的1943――1944年将会非常的清楚。1944年开始将会掀开张爱玲一生最为姿扬胜意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