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张爱玲的“战争”的记忆（上）（2/2）
突然抬进一个大腿上流着血的青年店员。这颗炸弹投在对面的街道上，就是冲着这个青年目标来的。而这个青年也还是很得意，自己没有被炸死。
等到jǐng报解除后，大家又争先恐后地挤电车，和逃命一样积极和勇猛，人们那么容易健忘地又投入到生活，哪怕刚刚从死亡身边走过。张爱玲捏着手中的电车票，望着人挤人的车门，光顾冥想着，最终被电车留在了原地。
防空工作地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在那里被她发现了一本《醒世姻缘》，张爱玲一边翻着，一边又担心能不能在炸弹下来之前把它看完。字印得极小，灯光又是昏昏的，但是张爱玲想着，如果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到什么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张爱玲如饥似渴地读着《醒世姻缘》，一连几天看得头都抬不起来。房顶上装着高shè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愈落愈近。张爱玲只是一个劲地想着：“至少等我看完这本书吧。”
后来，张爱玲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渐渐地都习惯了战争，似乎大家从很早起就与战争结下缘份。张爱玲随着学校的队伍下山时，对于战争的最初的具体感受就是想睡觉。从香港之战开始的早晨她就没有睡好觉。以后几天都是在炮火中惊醒。对于战争，张爱玲她觉得自己完全是一种超然的态度，她在回忆中写到：“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就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还没完没了地抱怨着，但到底还是睡着了。”这里张爱玲告诉我们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只是沉浮于最富sè彩的经验中。
在参与反战的工作中，张爱玲像一个战地记者般地细细地观察着她身边的事，使他最受感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从中国来的艾芙琳，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但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遭轰炸时，艾芙琳第一个受不住，大哭大闹，歇斯底里起来，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边的女生一个个吓得面如土sè，比发生在身边的战争还要可怕。张爱玲从艾芙琳身上看到了一种健康的悲观，是人的本能的驱动。她是那种事实即要来了，就去迎接它甚至提前预算的人，宿舍里的存粮就要吃完了，但艾芙琳比平时吃的更多，还劝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就没得吃了。同学们想实行分配制，她百般阻扰。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伤叹，因此而得了便秘。
与艾芙琳截然相反的是炎樱，简直就是贼大胆，绝不把明天的痛苦提前到今天的晚上。炮轰枪鸣，她会冒死去看电影――看那种不动脑筋只顾张嘴大笑的五彩卡通片――回到学校又独自上楼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浴室里从容地泼水唱歌。那歌声嘹亮，那歌声满不在乎地嘹亮着......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慌的一种嘲讽。在漫天的炮火声里，那歌声简直是亮烈而振聋发聩的。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还是满不在乎的。张爱玲非常钦佩自己这位挚友的胆量，简直如同一个战场女神，歌声与炮声伴奏，真是一个昂然的人生态度。张爱玲从炎樱身上看到了人xìng亮丽的一面，虽然她也私下劝炎樱注意危险，但如果不是与女生们在一起，她也许与炎樱一样去享受战争中的生命快乐和刺激。
还有一位同学不停地抱怨着：“我本来是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笑嘻嘻地说：“不要紧，等打完仗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我很乐观。”炎樱的机智与她人的胡搅蛮缠令张爱玲不禁莞尔。这战争中的一切变化，人们的心理反应，智慧与黑暗，张爱玲都细细地观察，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们的众生相，并写了一部传世作品《烬余录》。
还有一位叫乔纳生的华侨同学，他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在他的身上，充满了年轻人的狂热、偏执、与浪漫主义。他大衣里只有一件翻领衬衫，脸sè苍白，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恼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他也因此大发感慨――“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命。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数！”一幅少年不知愁的滋味，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这真可谓是“残酷的浪漫主义”。
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其实他只会做一道炸茄子。后来大家每每看见他起锅炸茄子，就替他的膀子而难过……因为这是艺术家的膀子……
而对张爱玲心灵触动最大，让她对人生的本质和对战争的本质产生困惑的是那个张爱玲喜欢的教历史的佛朗士教授的被枪杀。在张爱玲眼里，佛朗士是“一个先生，一个好人”，他的死是“人类的浪费”。佛朗士先生是被自己人打死的。他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什么有趣的历史事件，太过专心了，就像他平时讲课前总要凝神集中一下自己的思路再滔滔不绝吐出滚滚历史见闻一样，终于没有听到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张爱玲记得每逢志愿兵cāo演，佛朗士先生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学生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竟“练”得一去不复返。而且，他又是如此最无名目地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怀着哀悼的心情，张爱玲不禁想起先生的一些掌故：佛朗士教授是一个爱喝酒的、豁达的人。他又是一个彻底了的中国化的人，佛朗士也实在是一个“很有趣”、“很有个xìng”的人物。张爱玲对先生的学问也是相当的欣赏。先生研究的历史很有独到的见解，本来还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战争竟是如此的残酷！佛朗士老师死了，这是最无名的死，算不算为国捐躯，即便是“光荣殉国”，原本他自己对英国殖民地政策也并无多大好感，一个大大的好好先生就这样的死了。佛朗士教授是张爱玲读书以来最为欣赏的一位教授。
战时的港大有不少学生殉难，当时所颁授的十四位医学学士中，就有两位死于战乱；教员中亦有许多人殉职，也包括这位张爱玲爱戴的佛朗士教授。
在战争时期，张爱玲缺吃少喝，也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是美国《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外国的人，外国的枪炮，外国的杂志，这时异乡的感觉格外的重了，幸好还有《官场现形记》和《醒世姻缘》陪着她。受伤的人在呻吟“妈妈呀――”；多愁善感的学生拉长了音抒情“家，甜蜜的家！”；她不由地也想起了她的家，还有家人，妈妈、姑姑、弟弟、也有父亲。
――这些战时的经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她一生的沉香冷艳中最不谐调而难能可贵的。
――人类生活的愚蠢与滑稽在战时一展无遗。在时代巨大的yīn影里，我们连自己的渺小、慌乱的影子都不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