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合作（2/2）

言，谨慎的处事则成为她的主要政治行为。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梅加瓦蒂天性中深沉、

含蓄的品质，将“沉默”转变为自己运用得最为得心应手的秘密武器。正如梅加瓦蒂的密友阿普杜拉·瓦希德注意到的，她以无言的“沉默来表达抗议”，从不轻易发表议论。

梅加瓦蒂的沉默与文静，还有她说话时常带着些许僵硬的肢体语言，与她父亲苏加诺演讲时的流畅与才思敏捷相比，的确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但梅加瓦蒂在政治讲坛上表现出的雄辩，毫不亚于她的父亲。在印尼民众心目中，梅加瓦蒂已经化身为一名“沉默”的民主斗士，成为一种政治象征。人们将她看成斗士，是因为梅加瓦蒂在苏哈托独裁统治面前并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而是进行着“沉默”无言但却体面的抗争。

尽管梅加瓦蒂采取“沉默”的斗争方式，她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斗争勇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她虽然没有什么花哨的政治手腕，也没有发表什么激烈的和煽动性的演讲，更没有发起“人**动”的巨大浪潮，但过去人们心目中的那个柔弱女子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已经成长为一位沉着坚毅的女政治家。这种变化来得如此果敢和坚决，以至于使人们有些怀疑：梅加瓦蒂是否在寻求对她父亲在30年前遭受的迫害进行某种补偿、洗刷耻辱或者甚至是一种报复?有一次，在梅加瓦蒂前往东伊里安考察访问回雅加达的途中，她的一名助手向她列举了苏哈托的种种罪状，她转过头去，看着飞机窗外的群岛和密林，神情凝重地说道：“我发誓，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印尼。”当然，只要我们再回想一下她在1987年开始投身于印尼政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孩子们已经独立了”，从一个母亲阴柔而含蓄的话语中，我们多少能够隐约触摸到梅加瓦蒂作为一个母亲所特有的刚毅与豪情。

考虑到梅加瓦蒂的为人、她父亲的政治主张以及在苏哈托治内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让我不愉快的事情，我决定帮助她尽快实现她的政治理想那就是把她扶上印尼的总统的位置。

在接受我的资助后，她曾在一次问我为什么要帮她，我告诉她是因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和一个还活着的人。她对此很迷惑，于是我仔细解释给她听：那个死去的人就是她的父亲，而活着的人则是现在的印尼总统苏哈托。

苏加诺于1901年6月5日出生于爪哇泗水(今苏腊巴亚)的贵族后裔家庭，父亲为小学教师。1916年在泗水的荷兰中学就读。1926年毕业于万隆工学院，获工学士学位。就学期间参加伊斯兰教联盟，爪哇青年会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1927年参与组织印度民西亚民族联盟。1928年3月将“印尼民族联盟”改组为“印尼民族党”并任主席。试图通过“不合作”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同年12月，印尼民族党与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巽他青年会、苏门答腊同盟、泗水研究会等组成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当选为主席。1929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逮捕。1930年在万隆法庭发表《印度尼西亚的控诉》长篇辩护词，历数殖民者的罪行。1932年获释后参加印度尼西亚党，任主席。1933年再次被捕。1942年日军侵入印尼后获自由。日本占领印尼期间、曾幻想依靠日本实现印尼民族独立，并担任日本御用组织“民众力量中心”主席，同时又秘密与抗日组织联系。1945年6月1日，发表“印尼建国五原则”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平和信仰神道。1945年8月17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总统。荷兰殖民者重返印尼后，苏加诺于1948年12月被逮捕，并被流放邦加岛。直至1949年8日荷印(尼)圆桌会议承认印尼独立才得释回到日惹。同年12月再次当选为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统。1955年积极倡导并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开幕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1959年兼任总理，并先后任最高议院主席，最高战时掌权者，民族阵线主席等职务。一贯主张执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1965年“九、三O事件”以后，其总统权力逐步被军人集团剥夺。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6月2日病逝。

苏哈托，辱华战犯，于1967年至1998年间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军事独裁者。苏哈托出任期间的重要功绩，是为印尼带来大幅经济增长，国内贫穷人口得以减少，生活质素得以提升。不过，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贫困人口再度上升。还有苏哈托在经济政策的内幕里，曾透过贪污、垄断、补贴等手段来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致富，据估计，苏哈托家族的资产总值达150亿美元。此外在他管治期间，他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透过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来维护稳定。这些作为对我并无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他挑起的两次排华事件让我对这个人是严重欠缺好感的。能有机会让他下台，既是让印尼几百万华人过得好一些，也能让我感受到成功的快感，何乐而不为呢？

梅加瓦蒂在下层民众和党内拥有很多支持者，但1993年她当选民主党领导人的艰辛，也反映了她在民主党内外地位的脆弱，她还不是一位真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党领导人。苏亚迪虽然在1993年由于苏哈托政府的阻挠未能连任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但他仍然是民主党在基层的重要力量。同时，民主党的一些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矛盾，甚至时而出现党内派别间的冲突。1995年西东帝汶的民主党基层领导人还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并且与政府交往甚密。所以此时的她还不具备我所要求的条件。但是考虑到她父亲生前的政治主张，她受此耳濡目染，应该是受到了很深的感染，那么我的计划实行起来就会顺利一些。而且此时的印尼国内的有影响力的人都让我不信任，所以才最终敲定了她。

正当我在想着以前的事情出神的时候，卧室里的电话又想起来了。我拿起一听，是邓爷爷的声音：“乖孙，最近没事情吧？尽快来北京一趟，我有事请找你！”一听这句话，我就对大哥露出了无奈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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