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陆续更新）（2/2）

武德七年三月，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已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派人送给尉迟敬德一车金银器，说希望能与他结为“布衣之交”，却不料被尉迟敬德严辞拒绝，闹了个大红脸。李建成对尉迟敬德的拒绝很恼火，从此不再和他往来。

接着，建成和元吉又用这样的办法去拉拢李世民手下的武将段志玄，也被拒绝了。这样拉拢的事例估计还有不少，而且应该也有拉拢成功的，只不过没有记入史罢了。

对这些绝对忠于李世民、拉拢不过来的人，李建成和李元吉就采用打击和贬斥的手段了。李元吉派刺客去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听到消息，晚睡觉时故意把家中的几重大门都打开，刺客进到院中几次都不敢进屋行刺。李元吉见刺杀也行不通，就捏造尉迟敬德的罪名，到唐高祖那里诬告敬德，导致敬德锒铛入狱。李世民知道尉迟敬德入狱的真正原委，就去找唐高祖，坚决求情全力营救，才把尉迟敬德救了出来。武德七年，李建成又抓住了李世民的铁杆亲信程知节的一点把柄，向高祖告状，使得程知节的职位爵位被剥夺，降为康州刺史，贬斥离开秦王府到外地任职。程知节当然明白太子的用意，就找到李世民：“他们这样剪除您的臂膀，您的身体也就危险了，我宁愿冒死抗旨，不去任，但您要尽快采取对抗他们的办法啊。”他在京中一拖就是两年不去任，估计李世民也费了不少心思来掩盖或处理这件事情。对于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比较忌惮，曾经说过：“房玄龄和杜如晦才是秦王府中真正可怕的人。”于是找了个机会奏说房杜挑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兄弟关系，应当惩处他知道唐高祖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太子秦王兄弟不和，对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所以给二人安这样的罪名。唐高祖几乎没有犹豫就把房杜二人调出秦府，而且不准他们再和李世民往来。这样一来，能公开出入秦王府的就只有长孙无忌和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少数人了。

李世民没有能力打击和排挤太子党，但也拉拢和收买李建成的党羽。象在东宫任职的太子率更丞王晊、跟随太子多年的尔朱焕和桥公山等都被收买了①。对李世民后来成功最为关键的是，还是成功拉拢了一部分守卫皇宫的玄武门禁军将领，例如当时的玄武门将领常何，被李世民成功拉拢到手。著名隋唐史研究权威陈寅恪先生，发现了收藏于巴黎图馆的常何墓志铭，揭示了这段千年秘密：常何出身于瓦岗寨，和秦叔宝、程知节等都是老相识，他本来隶属于李建成，但武德七年就被李世民收买了估计可能是通过瓦岗军的老关系进行接触的。所以到后来的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未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当时守卫玄武门的职位更高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也极有可能已经被李世民拉拢过去了。②但由于他在太子之争中处于劣势，能从太子那边拉拢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改变不了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

李建成除了在人才方面挖李世民的墙角，打击李世民的党羽，还不断地私下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史明确记载的就要如下几件事：本来东宫、秦王府、齐王府都有自己的卫兵，但李建成觉得自己的护卫兵还不够，就私自招募了大批勇士，组建了二千多人的“长林兵”，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还命令心腹可达志从幽州调来罗艺的300骑兵，分别驻扎在长安的各坊之间。李世民觉察到李建成的私下募兵的活动之后，向唐高祖告发③。唐高祖很生气，召来李建成就是一顿责骂，所幸有很多人替李建成说话，唐高祖并没有对他严厉处罚，只是把他的那位负责调来罗艺骑兵的下属可达志流放到边远州郡。李世民真的是阴险，他本人就在府外暗中豢养了00多名死士，居然把李建成的事情这样捅出去。

朝廷内外的形势还是继续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这时候连外臣李艺罗艺都来欺负李世民了。李艺的性格很直，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影响下，对李世民很厌恶；也有可能是前不久李世民状告李建成私募武装和调李艺300骑兵进驻长安的事，牵连到了李艺，由此得罪了他。一次李艺遇到了李世民的属下，居然无故殴打了人家。他这么做实在是不长眼眉，唐高祖知道后很生气，把他投进了监狱——就算李世民当时已经不听话了可到底是唐高祖的儿子，怎能任人欺负？不处置李艺，唐高祖自己的面子也没了。后来猜想应该是李建成把他营救出狱的。

再往下发展，太子这边也有人提议刺杀李世民了，以夺取关键的胜利。齐王李元吉建议太子设计杀死李世民，但李建成不同意。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此时他已是太子，而且自我感觉稳操胜券，没必要冒这样大的风险；二是他性格比较仁厚，因为在唐高祖没有造反之前，他一直在河东一带活动，汉化的程度比较深，不像李元吉那样还带着浓重的胡族气息。此时，他还顾念着社会舆论和兄弟之情，不同意下手。有一次，李建成、李世民跟随唐高祖到齐王府，李元吉安排刺客埋伏在卧室内，准备暗杀掉李世民，他把这个安排偷偷告诉建成的时候，李建成坚决制止了这次暗杀行动。李元吉很生气，说：“我是为了大哥你，才这么干的！”不仅李元吉没有说动李建成，东宫属臣魏征也建议太子早早动手除掉秦王，李建成也未采纳。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终于使李建成改变了主意。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唐高祖离开长安，前往仁智宫避暑，命李建成留守京师，李世民、李元吉随行前往。李建成遇到了这样一个动用朝廷力量充实自己私人实力的大好时机，当然不会错过。他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运送一匹铠甲兵器到庆州去，给自己的心腹杨文干，借此提升他队伍的战斗力。没想到，这个机会被李世民抓住了，差点害得李建成失掉太子之位。

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二人已经被李世民收买了④，他们到刚走到豳州今陕西彬县，便转弯跑到仁智宫向唐高祖告密，说太子李建成派杨文干举兵谋反，内外相应。唐高祖听后大怒，马将李建成召到仁智宫，李建成叩头流血，坚决否认自己有谋反的意图。李渊还是暂时囚禁了太子，派人将他看守起来。此时，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杜如晦的叔叔向李世民建议当机立断，趁机先袭杀了李建成⑤，先把生米煮成熟饭，李世民没敢答应。

过了几天，雄才大略、足智多谋的唐高祖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情况：第一李建成是太子，没有谋反的必要；第二，如果他真的想谋反，就不会也不敢再来仁智宫，现在太子却是召之即来；第三，这看起来更象陷害。此时再加众大臣、众嫔妃和李元吉频频说情，于是唐高祖释放了李建成。对李建成的惩罚只是责备他不能团结好兄弟，然后把太子府中的太子中丞王珪、右卫率韦挺，还有李世民手下那个建议立即袭杀太子的杜淹，都流放到外地。

“杨文干事件”对他们父子兄弟关系的影响非常深远，唐高祖认识到了李世民的阴险和野心，对他不再信任了；李建成经过这一次凶险的打击，见识到了二弟的手段，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并没有想像中稳固，这时候即使宅心仁厚，也要对李世民动杀机了。

武德七年七月，唐高祖带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到郊外打猎，让这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估计老皇帝是想借此融洽他们的关系，偏巧这事就被李建成利用了。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奔走迅疾，但是喜欢尥蹶子，他将这匹马交给李世民说：“这是匹宝马，二弟的骑术好，就试试它。”李世民骑这匹胡马驰骋而去，可正在追野鹿的时候，胡马忽然尥起后蹶，把李世民甩了下去。李世民心中早有防范，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站定；稍后他再次骑，它还是在飞跑的时候突然尥蹶子，每次都把他掀下去。李世民回过头来看着身后的宇文士及说：“他打算借助这匹胡马杀害我，但别忘了，我的生死是天主宰着的！”估计这话除了宇文士及听到之外，还有李建成的人听到了，转告了建成，于是李建成指使嫔妃向高祖诬奏说：“秦王自称：我有天命，将做天下共主，怎么会白白死去呢！”高祖非常生气，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叫来，然后又把李世民叫来，责备说：“谁是天子，自然会有天授命于他，不是人力能谋的。你怎么这么急呢！”李世民摘去王冠，伏地叩头，请求查讯证实，高祖仍然怒气不息。幸亏这时候有官员前来报告，说突厥前来进犯，高祖这才改变了脸色，转而劝勉李世民，让他戴王冠，系好玉带，一起商议对付突厥的办法。

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高祖颁诏命令李世民与李元吉率领兵马前去抵御突厥，并亲自在兰池为他们饯行。李世民这次没有大动刀兵，而是自己到阵前和突厥私语，答应了突厥的一些要钱要物的要求，“以金帛换和平”，使得突厥答应退兵。但此举受到了元吉的怀疑，回朝后向高祖进馋，使得高祖也一度怀疑李世民和突厥可能有勾结。⑤

武德八年，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夜宴饮酒，李元吉作陪。李世民喝酒出来之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在身边，把李世民扶了回去。唐高祖还亲自到秦王府看望李世民，回去后对李建成说：“秦王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以后你们不要夜聚饮酒了。”也没有深入追究真相到底如何。

武德八年以后，李世民几乎已完全处于劣势了，父皇猜忌他，宠妃仇恨他，朝臣疏远他。他认为有必要好好经营一下自己的地盘――洛阳了，万一在长安呆不下去了，自己还可以奔去洛阳，再以洛阳为根据地反扑。就派自己的支持者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派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亲信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拿出大量的金银布帛，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之东豪杰。李元吉及其党羽一直严密关注着秦王党的一举一动，此时察觉了李世民的用意，就派人搜集了一些张亮的行为作证据，向唐高祖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唐高祖下旨把张亮抓起来，交付有关官员审问，没想到张亮受审的时候又臭又硬，一个字也不承认，最后朝廷只好释放他，让他返回洛阳。

此后，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一些嫔妃还是不停底向唐高祖告李世民的状。几年来，几个儿子无休止地斗过来斗过去，唐高祖被搞得烦透了，但又很无奈。此前，他不忍心毁掉任何一个，曾经竭力去平衡建成、世民之间的关系，曾经希望他们能各自安份重归于好。但现在很明显的是这种平衡他再也无法保持，那就只能保一个牺牲一个了。太子是储君，是国之根本，当然要保，能牺牲的当然只能是李世民。何况在唐高祖的印象中，整个事情都是李世民挑起来的，如果他恪守本分，这一切便不会发生，所以李世民也是咎由自取。权衡之后，唐高祖决定把李世民的爵位和势力消除掉，来谋求局势的稳定。

假如说唐高祖真的这样做了，也许他的子孙都能够保全，仁厚的建成应该不会杀李世民全家。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在唐高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陈叔达在场，他进谏说：“秦王为全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会忧愤成疾，他要真的一病不起，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唐高祖想想很有道理，才决定暂时不处罚李世民。这时候唐高祖可能认为自己身体还好，还有时间，也许慢慢还能想出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历史却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他了。

面对着太子和元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尤其是感觉到唐高祖可能削弱李世民来换取安宁的态度，李世民和他的属下们都感觉到形势越来越危急，开始采取极端行动了。

作者按：

其实，李建成拉拢秦王属下的时候，在收买对象与策略方面，前期是有点问题的：他收买的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而他们绝大多数对李世民很忠心，所以收买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这样挖墙脚有些不明智。反观李世民收买人的策略与对象和李建成不同。他收买的对象是去收买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像王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把李建成、李元吉杀害李世民的计划密告给了李世民。尔朱焕和桥公山也在关键时候差一点置太子于死地。而对于太子府高级属僚，例如王珪、魏征等人，基本不是李世民拉拢的对象。这样的拉拢策略显然更加务实，也容易受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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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玄武喋血

武德九年公元624年的夏天来了。这些日子，秦王和他的属下们都是在忧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度过的。眼见得太子、元吉把李世民逼得步步败退，唐高祖也已经产生了消除李世民权位的想法。甚至，李元吉已经明确向唐高祖建议斩杀李世民了。

当时，李世民的重要亲信只剩下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任职，他与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人，不停地地劝说李世民诛讨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依然拿不定主意。就在李世民犹豫的时候，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突厥数万精骑在颉利可汗的率领下，屯兵黄河之南，入塞寇边。在此以前，凡有突厥进扰，唐高祖都是派秦王出征。这次，李建成却站出来推荐李元吉代李世民统军前往作战，罗艺随同出征，唐高祖一口应允。接着是李元吉提出调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及秦叔宝等同行，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乘此机会挖空秦府的骁骑猛将，彻底解除秦府的武装力量，唐高祖也答应了。虽然李元吉的作战本领远不如他的两个哥哥，但在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唐高祖仍然不再使用李世民，可见他此时确实对李世民失去了信任，已不愿让他再掌兵权。

散朝回到东宫后，李建成与李元吉秘密商议说：“现在你得到了秦王的骁将精兵，拥有数万之众，趁着我与秦王在昆明池给你饯行的机会，让人把他勒死，说他暴病身亡，皇不会不信。我再派人劝说皇把国事交给我。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既入你手，干脆都活埋了，谁敢不服！”李世民在东宫的内线，时任太子率更丞的王晊听到这个消息后，马赶往秦王府向李世民密告太子、齐王的阴谋。

这个消息一到，大家都慌了，这次可真正是到了生死关头了，再不行动就大家都都活不成了。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怕死是人之常情！现在大家誓死拥戴您，这对您是多大的支持啊！眼看着大祸就要临头，您还在这里等吗？如果您要举事，我就跟您干，如果您不举事，我就抓紧时间逃跑，不能在这里等死啊！”长孙无忌也对李世民说：“如果您不肯听从尉迟敬德的主张，那一切都完了。尉迟敬德他们肯定不会再为您效力了，我也得和他们一样跑了！”尉迟敬德又说：“大王平时畜养的八百多名勇士，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已经是箭在弦、不得不发了！”李世民还是心里没底，就叫来人来占卜一下举事是吉是凶，正占卜的时候，秦王幕府的僚属张公谨正巧从外面进来，见状一把将龟甲夺过来摔到地，说：“还占卜什么？占卜是为了决定有疑问的事，现在事情明摆着，已经没什么可疑问的了！如果卜算的结果不吉利，难道就不干了吗？”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于是李世民最终下定了决心。

决定是作出了，但这样的政变是难度极高、风险极大的行动，必须谋划周密才可以。这时候李世民想起了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大事非得有他俩参与谋划不可。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被唐高祖下旨驱逐出秦王府，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去秘密请他们。长孙无忌先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说：“圣旨禁止我们再和秦王往来，如果我跟你去了，要杀头的，我不敢去。”长孙无忌回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这俩人难道背叛我了？你去看看，要是他们真的不来，就把他们的脑袋砍了！”

当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一起来到房玄龄家时，杜如晦已经到了房玄龄家，这次二人知道秦王真的下定政变的决心了，就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走另一条路，到秦王府会合。不愧是“房谋杜断”，这两个当时天下著名的智者一到，举事的策略基本就有谱了。秦王府里的侯君集也很有心机，李世民的妃子长孙氏也不是等闲之辈，两人也分别出了不少的主意。而且长孙氏还带来了宫中传来的情报，清楚地了解了唐高祖近几日的行程安排①。经过详细的策划，秦王府的人开始做准备，该联络的人都联络好，磨刀霍霍。

六月三日，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呈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后宫。唐高祖看后大惊，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几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当面对质。并告诉李世民明天早点来。张婕妤得知了李世民所的密奏的内容，立即告诉了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统率好东宫与齐王府中的军队，托称有病，不去朝，看看形势的发展。”李建成说：“我们的军队防备严密，不会有事的，我们还是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为好。”

第二天凌晨，李世民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来到了玄武门，在自己已经收买好的禁军将领常何等人的协助下，埋伏在了玄武门内。与此同时，高士廉持着李世民的令牌去监狱释放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这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向着玄武门走来，他们压根都没有想到，玄武门内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把随从留在玄武门外，二人骑马入宫，走到临湖殿的时候，突然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知道要有麻烦了，赶紧拨转马头，往东宫方向跑。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步，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三箭都没射远。李世民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射死太子。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同时李世民的坐骑也被流箭射伤了，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的腰带被树枝勾住，坠落马下。李元吉追过去夺了李世民的弓，要用弓弦勒死他，尉迟敬德大喝一声及时赶到，李元吉本来就怕尉迟敬德，赶紧逃跑，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李建成的属下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宫门刚关，东宫兵将的战马已撞到门。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挺身而出，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先观望一下，至少等北门的禁军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两人都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顺利，首领薛万彻心生一计，叫嚣着要去攻打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大家一听都吓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尉迟敬德把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举起来让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看。那些人见太子、齐王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也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按照事先的计划，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唐高祖。有了常何等禁军将领的配合，和长孙氏关于皇帝行踪的情报，尉迟敬德很容易就找到了唐高祖。这时唐高祖正在和裴寂、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裴矩等几位重臣海池划船议事估计就是在商议李世民密奏的事。唐高祖一见尉迟敬德全副武装来了，顿时大惊失色，问：“谁在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早就知道按照政变计划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马答：“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经带兵把他们都杀死了。秦王怕惊吓了陛下，派我来保卫您！”唐高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身在皇宫，根本没有人要杀他，根本不需要尉迟敬德来保护；相反，尉迟敬德是来威胁和劫持皇帝的，既是政变，控制皇帝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事情的发展太过突然，对于唐高祖来说，那感觉就像从天一下掉进了深渊。他赶紧问旁边的大臣们：“事情竟然到了这一步，你们说该怎么办呢？”裴寂没有搭话，萧瑀、陈叔达回应：“建成与元吉嫉妒秦王的功勋，一起策划阴谋。现在秦王已经杀了他们，如果陛下能决定立秦王为太子，就会没事的。”唐高祖是何等人物，一见自己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就很识时务地说：“好！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尉迟敬德见唐高祖表了态，知道大功已基本告成。又得寸进尺地对唐高祖说：“禁军和秦王府的兵马正在攻打东宫，太子的军队还在东宫死守。请陛下下诏，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这样就不会再有伤亡了。”唐高祖明白这只是借口，本意是想夺走长安的甚至全国的兵权，但他既已被控制，就不得不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来写手诏。手诏写成后交给宇文士及带着圣旨由东阁门出去，向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宣读，那些兵一见圣旨，将放弃了抵抗。接着，高祖又让曾经在东宫任过职的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去作将士们的思想工作，将士们听后，觉得大势已去，便各自回去收拾行囊各奔东西了。

接着，李世民下令将李建成五个儿子和李元吉五个儿子全部杀死。唐高祖一日之内有二子十孙被杀，心情的沉痛可想而知。但他根本不敢阻拦，因为他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随时都可能架到他脖子了。这时候，军权已经在李世民的手里了；三天后六月七日唐高祖又宣布立李世民为太子，并由太子掌握全部国政，成了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过几天唐高祖就识相地表示要退位，于是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李世民之所以是在太子东宫举行登基大典，是因为他向唐高祖许诺，只要唐高祖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精明的唐高祖从中闻到了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假惺惺地表示坚持前诺，唐高祖坚持要搬家，于是唐高祖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李世民从东宫搬到了皇宫。

作者按：

历史发生了玄武门事变，李世民夺得了天下，但是，如果李世民没有及时发动这次事变，那么就会有一次“昆明池事变”，那样就是李建成胜利了。这一成功一未遂的两个事变，和太子率更丞王晊的关系非常大，这么一个小角色的一个密报，却能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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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李世民掌权后新的权力格局

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取得了军权，他本来就久掌重兵，又战功显赫，在军中有较高的威望，顺利掌控住大部分军队还是没有问题的。两天后，他又被立为皇太子，替皇帝总摄国政，把政权又握到了手中。

李世民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握住权柄之后他还面临着太多不稳定因素。历朝历代，政变都容易引发国家局势的动荡。太子李建成的势力原本是无处不在的，不论皇室宗亲、朝廷大臣、还是地方军政大员之中，都有很多亲信。这些人见太子死了，肯定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受到李世民一党的打击报复，很多人都会有造反以求生的念头。如此以来天下就可能大乱，李世民的位子还能不能坐稳都难说了。

这时对于李世民来说，设法稳住局面、保证国家安定，就成了第一要务。他马下令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洛阳情况的老臣屈突通亲自去镇守洛阳，稳定好自己的大本营，以应天下之变。同时立即安排自己的铁杆亲信涉足到关键岗位。十二日，就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东宫的总管，长孙无忌与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与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太子东宫左警卫军司令，程知节为右卫率太子东宫右警卫军司令，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下一步就应当着手安抚李建成的旧部，让他们安心，不要闹事。其实在玄武门事变当天，高祖就在李世民的授意下下旨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向天下各地承诺太子余党一概不加追究。曾在玄武门事变现场率众和李世民作战的原东宫将领冯立和谢叔方，都不再躲藏，出来向李世民请罪。薛万彻逃亡到终南山里，得到消息晚一些，李世民多次让人告诉他既往不咎，他也出来了。李世民说：“这些人都忠于自己的主人，是义士！”不仅不再追究，后来还都封了官。最能安定人心的是他对魏征的处理。他派人把魏征召来，先是责问：“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魏征早琢磨透了李世民的心理，装作毫不在乎地回答：“如果先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灾难。”李世民便对他以礼相待，加封他为詹事主薄。其实魏征并不是历史“脸谱化”描述的那样的直臣，他其实很很乖巧，善于揣摩主子的意思，至于他今天的话和以后频频的进谏，都只是善于“卖直”而已，他的“谋国”几乎从来都是以“谋身”为前提，在原则性问题是不招惹李世民的。这在以后还会论述。此外，李世民把王珪和韦挺召回长安，这两个人都是太子的死党，武德七年因为杨文干谋反事件被贬斥到今天的西昌那一带，现在李世民召他们回朝，让他俩都担任谏议大夫之职；对于原来得罪过自己的罗艺，李世民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半年多以后，罗艺还是因为害怕而反叛，以致身死突厥、传首长安。李世民的这些做法，虽然都不是心甘情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但在很大程度安定了原太子党的人心，而且那些人见太子已死、群龙无首，也鼓不起拼死一搏的勇气，不如归顺了事。这些做法基本稳定了局势。

即使李世民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不断强调和宣传。还是有人想借此机会报私仇，有人借此邀宠或实现自己的野心。益州今成都附近行台仆射窦轨当时和同事韦云起、郭行方有矛盾，而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以及同宗亲属有许多人都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作为秦王党羽的窦轨以前也惹不了他们。现在李建成被诛，窦轨就诬陷说韦云起与李建成一起谋反，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郭行方侥幸逃脱，逃奔京城，窦轨赶紧派人追赶，但没有追，郭行方才捡了一条命。

幽州那边也出了一档子事。李世民假借高祖的名义颁诏，派人去幽州征召皇室宗亲、大都督李瑗。我们分析，李世民此举有可能是继续安抚李瑗，进一步稳定太子势力较强的各地的局势，但李瑗没能够理解；也有可能是李瑗和李建成合谋做过太严重的事情，认为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他。反正李瑗接到召他回京的圣旨之后就慌了，担心是李世民要报复，便请来自己的亲信手下、也是自己亲家的王君廓商议对策。王君廓原本是造反起家的，是个出名的无赖将军。李建成一倒台，王君廓心里正没底呢，正好见李瑗来请他商议对策，心里就开始冒坏水了：如果能骗李瑗造反，再捉拿李瑗向朝廷报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不说，甚至步步高升都有可能啊。于是他装作很关心李瑗安危的样子说：“李世民不会放过你的，您如果入朝，肯定会没命。现在你有好几万兵马，怎能傻到去自投罗网呢？”李瑗哭着说：“现在我把性命交托给你了，你主持造反。”于是，李瑗囚禁了钦差，开始集结兵力，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前来计议起事。王诜刚到，王君廓就找门来了，当时王诜正在洗头，听说王君廓来了急忙握着头发出来迎接。没想到王君廓手起刀落，把他的脑袋砍下，提着去向众将官宣告：“李瑗与王诜谋反，囚禁钦差，擅自调兵造反。现在王诜已死，只剩下李瑗了。李瑗能有多大本事？你们是愿意跟着李瑗去死呢，还是打算跟我去同享富贵呢？”大家都说：“我们愿意跟您平叛。”王君廓便率领自己的部下一千多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进入监狱，将钦差放出来。李瑗一直蒙在鼓里，直到这时才知道王君廓有变，忙率数百名亲信披挂而出，刚出府门就遇到了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瑷的部下喊话：“李瑗反叛了，你们难道都要跟着去死吗？”这些人一听，吓得扔掉兵器溃散而去。李瑗大骂王君廓：”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不会有好下场！”王君廓让人抓住李瑷，将他勒死灭口，然后砍下首级向朝廷报功。二十六日，朝廷的诏令下来，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李瑗的所有家产都赐给王君廓。王君廓就这样坑害自己的司和亲家李瑗，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仕途。

这时全国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李建成的一些党羽还流散逃亡在民间，虽然朝廷连续颁布赦令宣布既往不咎，但他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尤其是李瑗的死更是让他们不安。有的人也采取类似王君廓的做法，出面检举别人立功，地方官也希望能邀功请赏和表白自己现在是忠于李世民的立场，所以接到检举就去抓人。谏议大夫王珪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颁布命令：“六月四日以前与李建成、李元吉有牵连的人和事，六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和事，都不再追究，谁也不许再告发，违者以诬告治罪。”

七月十一日，李世民又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去安抚山东崤山以东地域的势力，因为那里是李建成的势力深厚的地方，所以派李建成的原属下去，这样能展示朝廷的对他们的态度，显示朝廷还给他们建功立业加官进爵的机会。在魏征临行前，李世民特意允许他见机行事。魏征走到磁州的时候，迎面遇州县枷送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城。魏征说：“我奉旨离京时，朝廷对原来东宫、齐王府的人已经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现在您们又押送李思行等人，影响不好，会让人怀疑赦免令。”命令将李志安等人当即释放。太子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情，夸赞魏征做得对。

这时李世民虽然尚未登基，但已经是事实的主宰者了，朝廷的人事、尤其是宰相级别的人事任免问题是他必须面对的。他要考虑很多因素：不仅要稳住武德的元老重臣和原来太子一党的官员，来保证局势的稳定；还要安插自己的旧属亲信，逐步掌控朝廷的大权；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为将来考虑，要树立起一支可以牵制自己原旧属僚的新力量。因为李世民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来他只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是天下的主人了。那些旧属会很容易依仗功勋，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现在李世民肯定不能放弃他们，但也要防止受其左右。

当时宰相一级职位的任职情况是，裴寂为尚左仆射，萧瑀为尚右仆射，陈叔达为侍中，裴矩为检校侍中，宇文士及为检校侍中，封德彝为中令，杨恭仁为检校中令。这七个人之中，裴寂为太原起兵时的元老，而且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虽然李世民不喜欢他也不适合在短期之内动他；萧瑀、陈叔达为元老中倾向于李世民的，宇文士及更是李世民天策府太尉出身，是其自己人，需要保留，至于封德彝，李世民目前还不知道他首鼠两端，还以为他是自己人，可以重用；而裴矩此前是李建成的太子詹事，需要动一下；杨恭仁则兼任着主管全国人事的吏部尚，这样关键的职位必须要自己人来充任才放心，所以也要动他一下。秦王府旧属之中，高士廉年龄较大、阅历丰富，可以考虑出任宰相，房玄龄足智多谋有宰相之才，而且忠心耿耿、谦恭谨慎，可以做宰相，其他旧属可以先安排尚级的职位。至于牵制他们的力量，魏征、王珪、韦挺都已经在朝中担任要职，再把薛万彻等人安排个职位，既可以牵制那些旧属僚，使李世民免予陷入秦府旧属的权力包围圈，还可以继续收服原来李建成的党羽。

考虑成熟之后，他开始行动。七月初三，任命秦王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进一步强化对卫戍军队的掌控。七月初五，免去杨恭仁检校中令，免去裴矩检校侍中职务，两人都降级使用。七月初六，任命高士廉为侍中相当于最高检察长，房玄龄为中令相当于最高立法院长。同时，免去裴寂尚左仆射的职务，继续担任司空，右仆射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萧瑀升任左仆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长孙无忌为吏部尚相当于中组部加人事部，杜如晦为兵部尚相当于国防部长。七月初七，检校吏部尚封德彝提升为右仆射，而封德彝原来担任的中令一职，由宇文士及接任。同时还任命从前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因杨文干事件和王珪、韦挺同时被流放，玄武门事变后又召回京师。，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长孙无忌的哥哥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靖的弟弟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还把原来太子的死党，六月四日带兵和李世民对抗，失败后逃奔终南山后又遇赦回京的薛万彻，任命为右领军将军。

这样，朝中势力开始形成新的平衡，但这并没有完全达到李世民的目标，原来的宰相大都还在，尤其是裴寂还在，会对执行新政有些阻力，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清理；至于各位大臣，一个个还都有强烈的**，大都希望自己还能更一层楼。

八月初八，高祖正式下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自为太皇。李世民故作姿态再三推辞，高祖也很识相地坚持让位，于是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史称唐太宗。二十一日立长孙氏为皇后。不久发生突厥兵至长安、唐太宗再次在便桥以金帛换和平的大事，此后唐太宗发奋强兵。本文不作详细叙述。①到了九月，全国基本没有出现动荡，就连述突厥的突然来袭也没有给朝廷带来多少冲击，政权总算平稳过渡了。

按照各代的惯例，唐太宗即位之后要论功行赏。九月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太宗说：“朕分级评价你们的功劳，按功劳大小进行赏赐，如有不当之处，你们可以当场提出来。”然后就命宰相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封赏结果，论功行赏，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功劳最大，封赏也最高。于是和历史任何一次论功行赏的情形一样，群情哗然，纷纷争功，很多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李世民见状，就下令说谁不满意就站出来说，很多人又不敢了。只有淮安王李神通自恃功大，又是李世民的叔叔，忍不住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应义旗，为大唐出生入死多年。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我不服！”

唐太宗对这些情况早有预料，不然也不会采用这种形势颁布封赏结果。他见堂叔李神通站出来充愣头青，知道他的话代表着大多数武将的心声其实尉迟敬德对自己位列房杜和长孙无忌之后，也觉得不满，但他没敢站出来对李世民说。要想维持这个封赏结果，就必须打击一下李神通，不然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于是他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但当时的目的也是为了你自己活命；后来窦建德侵吞山东的时候，叔父您带兵征讨，却落得全军覆没；再后来刘黑闼纠集余部进攻，叔父您被打得丢兵弃甲、望风脱逃。这可都是你的罪过，朝廷都没有追究。至于房玄龄他们，您不要看他们没有阵打仗，有了他们的运筹帷幄，大唐江山才得以安定！他们的功劳自然在叔父之。咱们这是论功来行赏，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肯定会优待，但不能因为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大家一看皇帝连李神通都给撅了，而且把话说得一点情面也不留，都不敢说什么了。封赏之事就此基本确定下来。

群臣在朝中可以不说，心里还一时难以接受，回去之后还难免议论和发泄其实这时不知有多少人在发“刘文静式”的牢骚呢。那些原来在秦王府效力的旧属，看到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等原来跟随太子的人，现在官当得都很大，排位都在自己的前面，心里就更加不平衡。有这样情绪的人，史没有明确记载都有谁，但估计尉迟敬德要算一个，程知节、侯君集、秦叔宝等很可能都在此列，他们议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找房玄龄，要求房玄龄向皇帝反应他们的意见。他们说：“我们跟随主人多年，出生入死，现今的官职竟然还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不公平了。”面只是史记载的语言，估计他们当时说出来的还要多，他们不可能不说自己在对抗李建成和李元吉时的辛苦和功劳，史为尊者讳不便提及而已。唐太宗一听房玄龄的转述，知道这又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动态，需要认真对待。于是就在朝的时候公开训话：“作为一国之君，只有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我们的衣食都取自于天下百姓，我们设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所以朝廷必须任人唯贤，怎么能用‘新人旧人’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不才，我们也要不用新人只用旧人吗？现在你们不管我任命的那些人是否贤能，只知道抱怨，这哪里是为政之道？”再一次压住了这股风潮。既然唐太宗这么坚决，大臣们就是心有不满也没有办法了。

至此，秦王府旧属、政变功臣大都在尚省和卫戍京师的十六卫府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原李建成的东宫臣属，大多在门下省获得了自己的地位；至于武德老臣，要么开府仪同三司，要么御史台，尽量架空或退休，对于现在不能免的，以后再解决；至于那些皇室宗亲，后来大多由郡王降为县公以节约开支。这里值得提一句的是李孝恭，他本是唐朝建立前后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人，不过在宫廷斗争站在了李建成一方，只不过在玄武门事变之前就被剥夺了兵权和实际的zengzi权利，而待遇依然不错，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这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李孝恭原本生性豪奢、个性张扬，不过已经变得夹着尾巴做人，行事很低调、生活也节俭起来。以后到贞观四年他还曾表拍马屁说李世民功盖天地，应当封禅泰山，一则满足李世民好大喜功的**，二则也表示自己心悦诚服、安于听命的态度。最后落个善终，唐太宗还亲自为他举哀。他也是个乖巧角色。

十月初一，日食，唐太宗下诏追封已故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所以后世史家称建成为隐太子；皇弟李元吉得到的谥号是“剌”。二人都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天，太宗皇帝还做出姿态，在宜秋门大哭一场。魏征、王珪表请求陪送到墓地，太宗不仅同意，还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李建成和李元吉就这样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此时虽然还没有改元贞观，但历史的车轮已驶入贞观的正轨了。这一年，李世民才二十九岁，他的重臣们也大多是年富力强，高士廉五十一岁，房玄龄四十七岁，杜如晦四十一岁，尉迟敬德四十二岁，魏征四十七岁，王珪五十五岁，萧瑀五十二岁，长孙无忌年龄不详，但似乎比太宗年龄还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亲身经历了隋末以来复杂的阶级斗争和zengzi斗争；富于统治经验，而且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向往着跟随李世民建功立业。

作者按：

形势的变化会导致关系的变化，秦王府那些旧属，在协助完成了玄武门事变之后，固然有大功在身，但对李世民的重要性不再是那么强了；而对于李世民来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也就产生了，而且这些问题更复杂、也更重要，所以他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仅考虑对旧属僚的回报了。而那些旧属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封赏和官位的不满反应，说明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形势的变化。

形势一变，连唐高祖都需要变得乖巧听话，这些人更应该接受。

其实，在企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企业创业的时候会有一些元老，多年来兢兢业业、忘我奉献，可等公司成为大型企业集团之后，往往老板会聘用空降人士担任显赫的要职。于是这些创业旧臣就容易不满，他们往往牢骚满腹，甚至有人公开或者半公开地对抗对“新贵”。其实，这都是没看清形势变化的不明智的做法。老板那么做也有他的苦衷，一是企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新鲜血液了；二是他不能老被旧功臣包围起来碍手碍脚；三是自古以来的事实都是，你们帮助取得的天下，分享的时候肯定不会仅仅还是这些人，不然天下就不会稳定，你们的业绩又会归零。

所以，哪个聪明的老板都愿意效法李世民，都不愿意学李自成。如果读者在企业里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能尽快改变认识、调节心态，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现实。

八、武德遗臣的悲喜剧

新朝总要有新气象。李世民素来就胸怀大志，此次得了天下，一定也想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何况他本身又背着“杀兄弟、逼皇父”的道德包袱，必须要能证明自己比李建成优秀，才能经受住后世的评判。加他对武德年间的政事确有不满之处，所以要推行自己的新政。

但是，往旧瓶子里装新酒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几个前朝老臣虽然都不会在zengzi立场捣乱，但在具体工作中都还带着前朝的思维，尤其是那个裴寂，动不动就武德朝这样这样武德朝那样那样，压的李世民不好说话，李世民为此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暗示他不要再这样，但他依然故我①。要想让他们改变甚至否定以前的做法，帮助推行新政，结果肯定不会理想。还有，他们资格老，新皇帝在他们眼里的份量肯定没有在其他人眼里重。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是很有道理的。房玄龄和高士廉虽然积极支持新皇帝的新政，但他们的资历远没比不那几个老臣，职位也没有他们高，所以意见往往受到他们的否决。所以，对于李世民来说，削弱武德老臣的势力、甚至免职几个，都是有必要的了。

那么先动谁好呢？裴寂是暂时还不适合动的，封德彝又是一个著名的见风使舵的人，所看重的只是利益和需要，他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是新皇帝的死党心腹，就有意识地和他们处好关系，所以时常曲意附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立场，老臣中只有他对新政的阻力较小。那么，应当削弱的就是萧瑀、陈叔达他们了。

封德彝之所以能在武德朝当中令而位列宰辅，是当时的尚右仆射萧瑀向唐高祖推荐了他。按理说他应该感激萧瑀和好好报答萧瑀，但唯利是图的他却没有这样做。太宗即位后，裴寂虽然位高但实权不如萧瑀和封德彝，所以经常有些政事需要二人事先沟通在报皇帝。有时候，二人在下边商定好了的事情，奏太宗的时候封德彝观颜察色后突然变卦，说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要不就是当着萧瑀的面模棱两可，等萧瑀走后用激烈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抨击萧瑀的奏章。萧瑀对封德彝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封德彝是屡教不改，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的新贵房玄龄、杜如晦，也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搞得萧瑀很孤立。于是萧瑀愤愤不平，密奏给李世民，揭露封德彝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龌龊事，而且词连房杜，唐太宗很不高兴。紧接着，萧瑀有因为一件事和陈叔达的意见不合，二人在在太宗面前争辩。萧瑀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说起话来“声色甚厉”，大概还能辅以挽袖握拳一类的动作；陈叔达也是个有性格的人，自然不甘示弱。两人在朝堂大吵了起来，不排除他们争吵时涉及到了和玄武门等有关的秘闻丑事，于是李世民很恼火。二十五日，萧瑀、陈叔达皆以对皇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老臣一下子就少了两个。

封德彝搞走了萧瑀和陈叔达，继续在太宗面前表现。太宗准备要击败突厥，需要扩军和训练，由于经历过隋末以来常年的战乱，人丁至今还没完全恢复，所以面临兵源成年男子不足的问题。封德彝为了迎合意，奏道：“对那些虽然年龄还不到十八岁，但身体魁梧壮实的小伙子，也可一并征发。”太宗求强心切，表示同意。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执行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封德彝多次去和魏征交涉，魏征还是不签署，封德彝就向唐太宗作了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质问：“我已经同意的，你为什么这样固执？”魏征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未成年的少年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谁来承担？何况，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自然战斗力强，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还说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考虑得不周全，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立即下令停止征召未成年人入伍，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魏征的做法让封德彝失去了一次表现的机会，还让他有了陷皇帝于不义的嫌疑，我们猜想他心里肯定不痛快。

这时候的唐太宗一心图治，也能听进去逆耳的忠言，甚至还鼓励大臣们把不同于朝廷的意见勇敢地讲出来。而且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鼓励群臣觐见：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罪，唐太宗大怒，要杀了此人，恰好官员孙伏伽认为那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就抗言辩护。唐太宗不仅听从了孙伏伽的意见，而且赏赐了一座价值巨万的花园。有人认为太宗奖赏过重，太宗却说：“从我登基到现在，还没有人犯颜进谏过，今天终于有人开了个好头，值得重奖！”裴矩看明白了领导现在雄心勃勃，而且需要一个“纳谏”的好名声，也故意找机会进谏，巧妙地“逆龙鳞”，博取皇帝的欢心。裴矩就是那位前不久李世民调整朝廷人事的时候，从宰相职位被降下来、现在担任民部尚相当于财政部长的那个人。他是个聪明人，从宰相变成尚，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情绪，没有怨言而且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还在尽力领会领导意图，做皇帝希望看到的事情，让自己的情况尽量维持得好一些。当时的官场贿赂横行，唐太宗想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治理，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故意送礼，试探他们，还真有一个刑部的官员收受了他们的一匹绢帛，太宗知道后要杀他。裴矩进谏道：“官员接受贿赂，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故意派人送礼，是有意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如果大家都象他这样，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司马光评价这个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谄媚的佞臣，在唐朝时候变成了忠臣”，我看未必，这个家伙其实是善窥意，一直都是只做皇帝喜欢的事情，此时年已八十高龄还挖空心思不顾风险地投领导所好，大奸若忠而已。

封德彝其实也能看出来唐太宗现在喜欢有人进谏，但他还是不愿意冒说错话的风险，依然还是选择自己的长项――谄媚。转眼到了公元627年，也就是贞观元年了。大年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让乐队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率兵征伐时候，民间就流传这个曲子了。这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我的功业毕竟是由此而成的，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赶紧拍马屁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文德哪里能和神武相比呢？”太宗严肃地纠正他：“平乱建国要凭借武力，但治理国家却要依靠文德。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见马屁拍到了马蹄子，赶忙磕头谢罪。

太宗一心图治，令宰相封德彝荐举贤才。但封德彝和众多小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嫉贤妒能、压制贤才，所以他很长时间没有向朝廷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的贤明君主，难道能从别的朝代借人才吗？是你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不久，太宗有事紧急召见吏部尚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因为进来得匆匆忙忙，没有把随身的佩刀解下来就进去见皇了。这可是一个大失误！不能不处理。尚右仆射封德彝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明白长孙无忌和唐太宗的亲密程度，当然也会考虑长孙皇后那层关系，和长孙无忌曾经立过的大功，于是乖巧地提出处罚方案：无忌误带佩刀入见皇帝，罚铜二十斤；当时守门的警卫没有发现和阻拦，处死。这太不公平了！但这样荒唐的意见唐太宗竟然也表示同意了。当然此事由于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坚持，警卫并没有被处死，但从此事足以看出来封德彝的嘴脸。

贞观元年三月，有人检举凉州今甘肃境内都督李幼良图谋不轨，太宗派中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兼任凉州都督，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被赐死，宇文士及也就留在那里，朝中又少了一位宰相。贞观元年六月初一，封德彝病死了他要是不死，估计会陷害报复魏征的，宰相的数量继续减少。朝中确实缺少有经验的宰辅之臣了。十天后，萧瑀又回朝继续担任尚左仆射。一个月后，吏部尚长孙无忌也被任命为尚右仆射，开始位居宰辅。

复出的萧瑀向太宗提了一个建议：效法夏商周，把大唐的疆土分封给各位皇子，说那样才会长治久安。太宗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从此就象着迷了一样总想这么干。萧瑀的这个提议无疑是食古不化，明显会损害大唐的统治，自然会遭到房玄龄、杜如晦他们的反对。但不知道李世民出于什么考虑，会如此感兴趣，以后的多年，还时不时提出分封诸王。虽然几乎每次都因群臣的反对而罢休，但正是这个建议影响了萧瑀的一生，唐太宗每次想分封的时候，都会提升萧瑀的地位，通过他来推行此政。说来真是有趣，萧瑀本不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的人，但这次竟然误打误撞符合了唐太宗的胃口，竟因此而屡屡掌权，真是他的运气。更有意思的是，以他的性格和自信程度，他应该到死都没有明白其中的奥妙，而是天真地认为房玄龄等是不行的，唐太宗离不开他萧瑀。所以贞观一朝，武德宰相被罢免后还能复职，而且一直能在贞观政坛频频亮相的，仅萧瑀一人。这是后话

贞观元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事，黄门侍郎相当于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珪有密奏要报太宗，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内容估计是告发宇文士及有图谋不轨甚至谋反嫌疑的。高士廉和宇文士及关系不错，就把信扣留了，也没有告诉王珪。结果御史大夫杜淹把此事密告给了太宗，于是太宗马免去高士廉的侍中职务，调任他命为安州大都督；并同时免去宇文士及的中令职务，但因关于其谋反的调查结论证明并无谋反之意，便任命他为殿中监。告密的杜淹，得到了和宰相一样参预朝政的机会，宰相之外的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②杜淹是杜如晦的叔叔，原本和杜如晦兄弟的关系不好，曾进馋言让王世充杀死杜如晦的大哥，还把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关起来，差点饿死。后来李世民打下洛阳后要处死杜淹，杜如晦不愿搭救，弟弟杜楚客却不念旧恶，哭着坚决要求杜如晦救叔叔一命，还以自杀相威胁，杜如晦没办法才出面相救。杜淹这个人擅长阴谋，杨文干的那件事有可能就是他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到如今，他又靠告密得到太宗的赏识，虽然没有升到宰相的职位，但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了。这时候，朝中的宰相就是裴寂、萧瑀、长孙无忌、房玄龄、杜淹了。

九月，朝廷征召王君廓入朝。他就是那个骗亲家李瑗造反又杀亲家以请功的“无赖将军”，他因为坏事做得太多，对朝廷的征召很害怕。恰好当时的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知道王君廓要去长安，就写了封信给舅舅，托王君廓捎给房玄龄。王君廓多疑，担心李玄道告自己的状，于是半路偷偷拆开了这封信，发现这封信是用草写的。王君廓不认识草，更加怀疑李玄道要告发自己，就杀死渭南驿站的吏卒，然后向突厥方向逃跑，途中被村夫杀死。王君廓一生的无赖与阴谋，就这样罪有应得地抛尸荒野。

贞观元年十二月初四，萧瑀因犯了错误再次被免去宰相职务，降为太常卿。至于是犯了什么错误，史没有记载。估计这次还是和房玄龄的捣鬼有关系。萧瑀出身高贵，虽然比房玄龄大不了多少岁，但资历很老，且个性骨鲠傲气，自然对房杜这些“暴发户”有些心理的蔑视。加政见常常不一致，所以他总看这几个新贵不顺眼，和房玄龄、杜如晦总是有矛盾。萧瑀的几次罢相都和房玄龄有关，这次估计也不例外。

连房玄龄、杜如晦等新贵的“暴发户”都会让一些人有意见，魏征作为李建成宫中的旧人，坐到现在这样的高位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难免会有人有意抓他的小辫子。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他的亲属，私提他们的官职，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知道远离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应该批评。”太宗就让温彦博去批评魏征这句话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任务，而且告诉魏征：“从今以后，你应该注意一下瓜田李下。”几天后，魏征趁朝时对太宗说：“君臣之间应一诚相待。如果下避嫌，那国家兴亡就不好说了。我不敢接受这个命令。”太宗认为有道理，就说：“是我没考虑周全。”魏征又说：“我很荣幸能辅佐陛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魏征虽然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关，但私下里肯定捏了好几把汗。从此他更需要小心谨慎，不能有半点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不然以他的出身，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大祸。

接着，又有人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说朝廷需要防止外戚的专权了。是谁奏的，史没有记载，不排除和诬奏魏征的表章是同一批人所为的可能，更不排除他们是当初秦王府的旧将，所以史不记名。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所以不隐瞒，假如你我各有所闻却不说出来，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反而倒不好了。”又在朝堂对百官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我把无忌视如亲子一般，我们的关系不是外人所能离间的。”下朝后长孙无忌肯定和妹妹长孙皇后说起了这件事，长孙皇后一直不赞成家族势力太盛，因为那样容易导致灾祸，就劝哥哥辞去相职。于是长孙无忌听从妹妹的意见，一再奏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坚决请求唐太宗批准长孙无忌的辞职。于是太宗在贞观二年公元62年的正月初三，批准了长孙无忌离职报告，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当月就提升兵部尚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任兵部尚，还继续是东宫兵马的总管；还提升了刑部尚李靖检校中令、继续兼任本职。宰相中新臣的势力又壮大了。

接着，太宗又对房玄龄等几位大臣说：“当政者最重要的是大公无私。历史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诸葛亮大公无私能这样吗？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房玄龄本来就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听到这话的时候，当时的感觉猜想是不亚于一个炸雷：我徇私舞弊了吗？时不时有什么事被皇帝发现了？这是皇帝在敲警钟呢？伴君如伴虎，果然不假。

贞观二年的十月，杜淹病死，朝廷就在十二月把王珪提升为侍中，充任宰相。一个月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正月，武德朝最资深的、也是坚持到最后还盘踞着宰相之位的老臣裴寂被撤职了。李世民早就不喜欢裴寂，从裴寂谗杀刘文静、到支持李建成、到贞观朝之后还总拿武德朝说事阻碍新政，都是李世民所反感的。唐太宗登基之处，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另外还需要照顾唐高祖的面子和舆论影响，再加没有抓住裴寂的什么过错，就一直没有动裴寂。现在天下稳固、时机成熟、机会也碰巧来了。当时有个法雅和尚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而没有报，也没有处置，裴寂因这件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居住，安享天年，但唐太宗不同意。估计唐太宗担心唐高祖还活着，裴寂要是留在京城，这两个有广泛影响力的老人万一有什么举措，对新朝廷肯定会是一种威胁。裴寂只好回蒲州老家去了，后来又被朝廷借故流放到静州今广西梧州，后来死在了那里。

裴寂被罢黜，肯定也会连累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些官员失势，武德旧臣作为群体的力量至此完全土崩瓦解，武德和贞观两朝相权更迭的过渡期至于结束了。

作者按：

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场的沧桑变化本来也数正常，但同是前朝老臣，不同做法的人却又受到不同的待遇。封德彝是处处用心来迎合意及新贵们的意愿的，落了个善终。

裴矩本是个擅长于谄媚的人，摸准了唐太宗要名声的心思，也充当了一把直臣，获得奖赏，也落得善终，贞观元年死后谥号为“敬”。他如果多活几年，估计也照样不至于倒霉。

萧瑀是个骨鲠之人，凭他的个性，既不受唐太宗喜欢，也和同僚相处不好，但他误打误撞的“裂土封疆”却中了唐太宗的下怀，所以才能屡次被起复。

可以看出来，揣摩领导的心思、领会领导的意图对仕途的影响是巨大的。唐太宗是一带英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领导本是就是图谋私利、爱听谄媚的人呢？小人们在这方面愿意苦苦钻营，确实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所以他们屡屡得势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