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六十六章. 虾夷国覆灭（2/2）

尽管顽固派对政腐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腐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他请求清廷布辟谣声明，证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曾国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他劝说清廷必须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的案件中去。

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并表示要在各地做军事准备。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五名元凶处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

此时的曾国藩也即清政腐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他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

对法国，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而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3人以抵命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腐的脸面。可是，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且反指曾氏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

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最后议结津案。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和。李鸿章迅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四十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将张、刘二人遣黑龙江赎罪，但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八名肇事者处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边疆服苦役。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

这年五月，上海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第二号舰“操江”号运输舰完工，造价83，3o5.9两。与“惠吉”为同级舰，所有船壳机具都为自制，是中国第一艘自制的暗轮——螺旋桨船。本舰亦为木质船身无装甲，长18o呎，宽27.8呎，吃水9呎，排水量95o吨，载货64o吨；425匹马力航约9节，装备四门16o公厘口径炮，乘员91人，任管带为马复震。

回航途中，贺王爷特地前往祝贺，还为福建船政带去了一些技术资料。毕竟这也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现代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