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2/2）

从第三十一回起便放弃《武王伐纣平话》，专写神怪，中间只是偶有穿插，直到第八十七回孟津会师，方才再用《武王伐纣平话》里的材料。

然而，作为神魔小说的《封神演义》，顾名思义，既是“封神”，又是“演义”，因此，在题材构成方面与一般的历史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作为讲史话本的《武王代纣平话》和作为历史演义的《列国志传》、《有商志传》，虽然有着历史小说的虚构特点，但其中并没有过多的神异情节。

而《封神演义》则发展了历史小说的想象和创造，化真为幻，化实为虚。

一方面改写了《武王伐纣平话》的某些情节，如《武王伐纣平话》写许文素进剑除妖，《封神演义》却说是云中子。

《武王伐纣平话》写“胡嵩劫法场救太子”，《封神演义》却说是仙人救去的等等。

另一方面作者在殷周斗争中揉进了不见经传的阐截两大教派的斗争，大批的神话人物，包括曾经独立在民间流传的八臂哪吒、灌口二郎、托塔天王和作者自己创造的申公豹、土行孙等，都被组织在殷、截和周、阐两个阵营的斗争中。

于是，政治集团的斗争与宗教门户的斗争混在一起，人间的战争变成了神魔斗法。

虽然作者一方面勾勒了“武王伐纣”的历史轮廓，但另一方面又给历史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怪诞的色彩，这就体现了神魔小说与历史小说汇合的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怎么说呢，这部书可以说是探索历史与侈谈天命的捏合。

因为“武王伐纣”是一个纷纭复杂的历史之谜，它吸引着各个朝代的文人史家。

处在风云变幻、矛盾重重的明代社会的许仲琳，也竭力想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底。

首先，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作者确实很难正确理解和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复杂现象。

于是，就借助宗教思想，捏造了一条荒唐的“斩将封神”的线索，一切都用“天命”来解释。

在“天命”面前，无所谓兴衰变迁，“国家将兴，祯祥自现;国家将亡，妖孽频出”;无所谓忠奸邪正，“几度看来悲往事，从前思省为谁仇。可怜羽化封神日，俱作南柯梦里游”。

亡国暴君纣王和被他剁为肉酱的伯邑考一样被封神，为纣王卖命的闻大师、余化龙和为伐纣捐躯的黄天化、杨任等一样被称为忠臣义士;即使是神通广大的神仙，在神圣而崇高的“天命”面前，也“个个在劫难逃”。

在这里，看不到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看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看到的只是一些笼罩着光圈的神仙和超人的宿命力量。

于是，天命的必然性代替了历史的必然性，一场社会历史悲剧成了命运的悲剧。

就像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其中的成败得失都是奥林匹斯诸神决定的一样，任何挣扎、抗争都是徒劳的。

可见，“天命”二字是作者有意用来贯穿全书的思想线索。

其次，作为半是神魔小说、半是历史演义的《封神演义》，除了幻想的线索，还有一条“武王伐纣”的历史线索。

通过这条描写比较客观的线索，可以看出本书的思想价值。

作者一方面揭露了纣王的无道:设炮烙，置肉林，造虿盆，剖孕妇，敲胫骨;为政不仁，不恤臣民，宠信群小，杀戮大臣，沉湎在酒色之中，致使朝政日非，人心离散，民怨鼎沸，诸侯侧目。这是武王伐纣的原因。

同时，作者还仔细地描写了武王及八百诸侯奋起反商的过程，并反复阐述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

可见，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合乎人心、顺乎民意的正义之举。

这就形象地反映了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和一个带有民主性力量的集团间冲突和斗争的过程，揭示了腐朽必然灭亡和新生必然胜利的历史真理。

文学作品的形象往往大于思想。

作者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这些描写客观上已经推翻了“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等宿命观念，使人们看到这些斗争和它们的结果是生活本身的规律，并不是什么上天意志的表现。

作者也曾几次说到:“纵然天意安排定，提起封神泪满襟。”

可见，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是矛盾的，他并不只是对那些宿命的信条发生兴趣，现实生活中善恶、忠奸等斗争同样也能激动着他。

正因为如此，使得作品不仅在整体上具有民主性的倾向，即使在一些次要的描写中，也时常能够透露出民主性的光辉。

比如哪吒剔骨肉还父母的情节，何等激烈慷慨，表现了人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

还有哪吒持枪与父亲厮杀、广成子劝殷郊帮助武王伐纣、黄飞虎叛纣等儿子敢抗父、臣子欲伐君的描写，在那“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

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虽然作者让代表上帝的教主们去主宰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但是腐朽的毕竟已经腐朽，而在腐朽的土壤中萌芽的新生的民主根苗，一定会成长、壮大，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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