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鼎西南第九十九章金融血劫之源头（3）（2/2）
愿望是美好的！目光也是长远的！用心也是良苦的！但是这位前21世纪的‘准干部预备生’马议员却忘了当时网上一句流传很广的外国名言“很多该死的馊主义往往在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好主意！”这位怎麽也不会想到他现在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庞大势力会随着一股强大而疯狂的极端势力上台而被绝对暴力如泡沫般一掌拍得粉碎！而不知深前的他也将为自己今日所做所为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当时席氏在上海金融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资料数据是：从1874年到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68家，其中历时较久、影响较大的20余家。而席氏共有13人在外资银行充任买办或高级职员。
以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为例，老大席嘏卿在英国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工作，是该行的中国元老。老二席正甫一直担任汇丰银行买办。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至于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人称“沙逊老四”。
不止如此，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大量的席氏后代陆续介入家族的买办生意，还有相当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和宋子文是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他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曾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过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
“席家把中国传统商帮的地缘、血缘、亲缘观念发展利用到了极致。”
很多年后，席嘏卿的曾孙席与棠曾经遇到过很多上海银行界前辈，他们都表示非常羡慕席家如此的关系网络。“他们互相之间是通气跟合作的。”席与棠说，“比如，沙逊老四曾经得到消息，说上海租界要扩大，他马上把消息透露给了其他三个席家兄弟，不久以后，他们买的地皮涨了几十倍。”
这个关系网络实在太过于庞大，以至于席鹿笙的儿子席与镐的说法是“他们等于控制了上海的Money”。这样，席家轻易就形成了在上海金融界“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国、美国的银行相继停止营业，席家部分成员的生意受到影响，但是仍然有发展得更好的。席与棠举例说，“我的父亲席函深是中法银行的买办，因为其他外国银行停业，法国背景的中法银行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另外，和宋子文关系密切的席德柄、席德懋兄弟把生意迁到了重庆，也发展得很好。”
近代上海外滩一带，十里洋场，是中外注目的地方，那里集中了众多的外国银行。从外白渡桥一路走来，依次是：英商之汇丰银行（黄浦滩12号）、德商的德华银行（黄浦滩14号）、华俄道胜银行（黄浦滩15号）、英商麦加利银行（黄浦滩18号）、日商横滨正金银行（黄浦滩31号），还有英商有利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这些外资银行的买办职务，先后由来自太湖之滨洞庭东山的席氏家族子弟或与他们有姻亲关系的家族充当。
席氏家族自唐代后期从北方迁居江南，聚庐托处其间，子姓繁衍，逐渐成为洞庭东山巨姓。明清时期，席家在商界的声名渐起，涌现出不少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沿长江沿运河地带。到了近代，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席姓子弟来到通商口岸上海，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从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孙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再到后来，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懋成为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另一个孙子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家俨然成为上海的买办家族、金融世家。
东山，是洞庭席氏的家园故乡，上海则是他们的重要发祥地。上海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席家人，而席家人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印记，他们的花园、别墅、洋房，等等，散落于市区各处。近代上海的经历，对席家人来说，那是一段“黄金岁月”。在上海的百年，是洞庭席家的鼎盛时期。回顾席家历史上的这段辉煌期席氏家族在近代的成长，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
从1843年开埠以来，数十年间，上海迅速从一个对外贸易的口岸逐渐壮大为中国最大的商埠。从世界都市来看，上海是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洞庭席氏家族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这个家族经营了数百年的商路，因连绵的战争而断绝，在混乱的时局中，席家人选择了上海。从贩运贸易开始，后来又纷纷选择去洋行，不少人当上了外资银行的买办。上海给席家提供了许多机会，席家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机会。此后，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变化，席氏家族也在快速成长转变，作为一个经商家族，不仅体现在财富的积累上，愈积愈多；而且表现在其他领域诸如融资渠道、投资方向、行业选择，等等，都在“因时而变”。近代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最终形成，促成席家历史上迎来了诸业俱兴的局面。席家在近代文化经营领域的有所作为，包括办报纸、开书局，在印刷出版方面盛极一时，也直接取决于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席家的这种适应性，与一些传统经商家族、商帮的“不适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席家之所以有此地位还费尽心思地与外国列枪联合打压新民族工业资本地发展除了为保持自身与外国势力的密切关系外还与他自身的发展兴衰有很大关系：
洞庭席氏家族在近代上海最具势力的领域还是在金融业，与外资银行关系尤为密切，这一特点影响到家族盛衰。
尽管，席家子弟在上海从事的行业非常广泛，举凡银行、钱庄、典当、银楼、棉纱、绸缎、出版、百货零售、医药，以至房地产、代办业、律师，等等，诸多行业都有人涉及，但席家真正具有影响的领域还是在金融业，特别是因为较早充当外资银行的买办，逐渐形成了以席氏家族成员为中心的“银行买办集团“，从而在上海金融界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以后，席家在其他行业的发展，或多或少也借助了这一势力。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外资银行在上海、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盛衰过程，而买办本身作为中外商人的居间人，东西之间的中介人，伴随开埠而来，在晚清民初达到其鼎盛，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而日渐式微。这时，买办一般都改称“华经理”了，其权势、地位与当年的买办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买办已经失去往日的地位，这里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中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双方可以直接交易，买办的重要性必然下降，有的外资企业甚至不再设立买办职务。同时，又与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当然，各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首先是席家始终没有找准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投资方向，错失了不少良机。与其他家族相比，如无锡的荣家及浙江的几个工商家族，席家尽管也有人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但人数很少，能坚持者更不多。换言之，席家没有成功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席家尤其是席正甫家族，在晚清民初拥有大量闲资，但考察他们的资金去向，便知一二。如席立功，除在1910年与无锡人祝大椿合资成立上海公益纱厂外，其他的资金基本上多投资于钱庄。席立功先后投资开办了多家钱庄，此外，他还经营银楼、金号和绸缎庄号。到了他的儿子席鹿笙，继任汇丰银行买办后，除购置房地产外，丰厚的资产大量用于满足奢华的生活。席鹿笙很会享受，他一个人的开销每年即达五六千元，出入有小车，居住的小洋楼有几幢，周边的环境很幽静。从照片上看，他家的居室宽敞，装饰考究，分中、西客厅，里面的设备一应俱全。他有汽车，有保镖，有车夫，有跟班，家里有佣人，还有几个马车夫。后来，席鹿笙还与人合作，开起了自己的跑马厅。从大量的事例来看，席家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领域，去实现其资产的保值增值。或许，到了席鹿笙那一辈，他们也不知道，要这么多钱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