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鼎西南第九十八章金融血劫之源头（2）（2/2）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入股户部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拥有1320股。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插了四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3.24,0.00,0.00%)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表官股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体系、官方银行体系、上海钱庄票号体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强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

由此可见某些‘自由民主派’所期待的以‘民族大义’或‘未来远大利益’诱使席家倒向‘中国民族’是纯粹的白日做梦！

席家的起源发家就是靠当洋人的大买办！按现在一句网上流行的话讲就是‘哥玩的是平衡！’正是靠着在洋人和官府间的左右逢源它们才能发展到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靠着洋人为后台他们才能游走于官府与地主之间，在地方与中央间以一种‘超然’的地位四处谋利！要他们主动倒向中国民族资本就意味着破坏这种‘平衡’让席家放弃他一贯超然于中国金融市场花了几代人无数心血苦心打拼才换了‘特权地位’抱这种想法还不如指望日本不将侵略目标指向中华~~

席家就是靠着这种‘不合理’体制的存在才能如鱼得水一般爆富发家！正是靠着这种体制的存在他才能维持特权不断发展壮大进而与外国列强资本势力、国内官僚资本和大地主大买办等势力层层纠错编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从而使得在维持现有体制下不管任何人上台都要在暗中加入或服从于它！不但如此他还会努力的打击破坏任何会成长到可能破坏这张大网的存在！不管是本国的民族工业资本还是民族主义执政者~~

所以从一开始代表中国民族资本与席家为代表的洋买办之家在无法解除外国势力干涉的前提下根本不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有的只有你死我活！而南方穿越党和后来的‘反北方三雄派’民主自由党虽在一开始凭借未来先知等优越条件在发展民族工业推广自主新技术创新和技术人才培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却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外国势力的暗地限制中！而凭借一战特殊时期的‘工业爆发’却在飞速扩张中不自觉的被洋买办势力侵入‘体内’结果在一战结束后的转型中惨遭破坏！功败垂成进而好不容易取得的扩张业绩又进一步萎缩回去甚至被外国列强趁势侵吞！缺乏对洋买办的警惕与防范是起码的失算！而以三雄为代表的民族激进派虽然一开始根基比前者低得多！人才资金乃至基础设施的条件上都比不了前者，但能以顽强狂热的意志自始至终坚持自身的独立发展和队伍培训！而且因为地处‘偏远’不在传统买办势力的集中地带！因此受外国势力和买办势力的侵噬影响要小的多！进而能在一战结束后的混乱时期抓住机会抢得了中央政权！一举压倒了其它‘穿越党’进尔在得到外国大笔‘反赤’援助的同时，依然坚定地抵挡了外部势力的对内干涉！并一举扫平以席家为首的洋买办势力清除集权障碍的同时也通过大举侵吞买办财产进一步扩充了自身实力，最后巩固强化了自身政权的稳定发展

所以北方三雄等民族激进派与席家为首的洋买办阶层的拼杀与其说是单纯的利益之争不如说是近代民族资本与本国买办势力进行的殊死拼搏！两者为争夺中国未来命运的斗争被有些疯狂的激进三雄派搞成了一次清除旧势力的‘定向爆破’！如果说后来的国民党派是想在原来的结构上维持原构造‘小修小补’！赤党是‘放火焚烧’！那三雄的方式就是干脆的‘爆破拆迁’！尽管‘自由民主派’试图站在中间进行调节但还是因站得离后者过近被波及‘炸成重伤’！这次运动三雄成功的摧垮了旧势力的阻力但过于粗暴的‘爆破’也给自身结构的稳定留下了严重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