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三章 荒唐“烈士”（2/2）

杜成声把吴永成所要的那份申报烈士的标准放到了办公桌上，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吴永成的办公室。

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千奇百怪的事情，都让自己给碰上

目送着杜成声的背影，吴永成烦躁地把手头的文件往外一推，陷入了沉思。

一个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倒在了觥筹交错的酒桌上，这本身算不上是件光彩的事情。但猝死后的善后工作，单位想得倒是相当周到，申报烈士，弥补荣誉，对于家属可以多争取抚恤，而对于整个集体来说，一个因公牺牲的烈士与一桩公务人员应酬中醉死的丑闻，区别就远远不是钱的问题这么简单。

至于烈士如何申报，牛世忠的“光荣”事迹如何撰写，又如何能够经过审核和认定，看来单位的领导们，是不怎么担心的。

或许对于这种“坏事变好事”的做法，牧野县的领导们也都有各自的想法，不错，牛世忠确实不是因公牺牲，但这也是国情所致，每个单位都会这样处理。

“国情”的内涵很富，大概说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公务人员相互宴请，大吃大喝的“应酬”是很正常的，二是公务人员倒在酒桌上，与倒在工作岗位上是相通的，喝酒即是工作，工作即是喝酒；三是醉酒而死不能白死，单位应当承认其功绩；四是这样的做法是“通行规律”，以确保形象高大正面，皆大欢喜。

在这样的“国情论”之下，怎缺乏耻感、怎样愚弄公众，看来都是属于很正常的事情了。

可是这么一的话，一个“烈士”称号和一个三等功，就能对得起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吗？

近几年来，在官场上开始流行起阵“酒风就是工作作风”的歪论来，“喝酒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喝酒”，诸如什么“喝酒不怕远征难，万盏千杯只等闲”，“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之类的民谣，这也是导致这位办公室主任醉死“沙场”的一点原因吧。

按照国务院《革命烈士褒条例》第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对敌作战牺牲或对敌作战负伤后因伤死亡的；对敌作战致残后不久因伤口复死亡的……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

吴永想不通，为什么牧野县的领导们，头脑居然简单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官场居然到了这种是非不分的地步了吗？！

即使退一步抛开法律文规定不说，从公理正义和社会道德角度考虑，那也不可能认定一名醉死的公务人员为烈士，即使是因公务醉酒而死也不行。

假一名醉死的公务人员可以获得烈士称号，无异于纵容公务人员酒，甚至会变相纵容公款吃喝和庸俗的社会交往。

另外一个角度，如果公务人员醉死后可以获得烈士称号，又无异于是对战争年代、和平时期，给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真正烈士英灵的亵渎，那不成了“喝的伟大，死的光荣”了吗？！试想一下，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使命的公仆，壮志未酬就被酒淹死，不仅窝囊，说出去也叫人耻笑。

……

“……出现了醉死的‘烈士’，这简直是我们桓毕地区的一个耻辱！”

这是在地委第二天召开的一次工作例会上，对参会的各县市主要领导和地直单位的负责人们，吴永成痛心疾地讲到。

“当然了，我在这里说的停止不必要的这个检查评比，与平时工作中的调查研究，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同志们不能因为我在这里制止过多的检查评比，就干脆停止了下乡调研。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的调查，那还是必要的。”

不过，我在这里再强调一点，查实情、体民情可以有多种形式，不完全只依靠检查评比。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的干部检查工作，坐公共汽车去，自己找旅店住，谁也不知道你来，想看哪里就看哪里，这样了解到的情况才是最真实的。我们工作的目的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评比。

下一步，地直各部门要对自己部门所涉及到的、组织的检查评比活动，全部进行一次自查自纠，必须要开展的检查评比活动，要经过地委审批，要制订出办法，对没有必要组织的评比检查要坚决否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让不必要的检查评比活动少些，少些，再少些，但愿那些酒烈士们永垂不朽，永远不要在出现在我们的干部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