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章 发配（下）（2/2）
虽然说，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正面答复，但却得到了大多数当事人的默认。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距离起火处最近的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
当时在现场的领导中，有克市副市长赵兰秀、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录、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唐健等。
后来法院认定他们未组织疏散学生而只顾自己逃生，对严重伤亡后果负有直接责任，分别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五年和五年。
事件虽然说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了，可直到现在，“让领导先走”这句话，还常常刺痛人们的心，也成为不少体制内干部们的耻辱。
“嗨，哥儿们我跟你们说这些，你们两个还真别不爱听，这可是大实话！”杜三儿今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他并没有因为吴永成和高宝平两个人的脸色难看就不说话了，看起来他是诚心想开导、开导这两个平时比自己聪明的人了：“就说今年咱们北京的那一个市委书记辞职和副市长自杀的事情吧，那是为了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一个贪字吗？！要不的话，邓斌那算是个什么鸟呢？！她不就是一个街道办企业的小女工吗？！要是没有那些人给她撑腰的话，撑死她也不可能融资三十二个亿呀！
可结果怎么样呢？丢官的丢官、自杀的自杀，也没有一个好的下场啊！你说你吴永成现在手上就有十来个亿，也不缺钱，你干么非要惹这麻烦事呢？！”
吴永成有点震惊地抬起头望着杜三儿：一年多没见，这杜三儿的见识可是见涨啊！这开导人的功夫，那也是越来越高了，可见这商海里还是很能把人的智商提高的啊，要不这杜三儿也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啊！
杜三儿嘴中所说的辞职的市委书记和自杀的副市长，这也是九五年轰动全国的一件大新闻。这一年的45日下午，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在怀柔一个叫崎峰茶的地方，让司机把他放下来。晚上，附近村民听到一声枪响，以为是汽车薄胎或是有人打猎。
第二天，市政府的人来了，满山沟拉网搜查。一小时后，有人现在南坡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下，一个满脸是
卧在那里。他就是王副市长，鉴定结论是自杀。
这时候，中纪委对无锡邓斌集资案的调查已然接近尾声。
邓斌，一个街道厂的女工，是不可能有拉32亿资金的能量的。
中纪委专案组一路向上排摸，躲在邓斌后面的后台们一个个亮相，在香港富豪圈被称为周公子的周北方、的秘书陈健、另一位高干秘书何世平等一干在北京呼风唤雨的人物相继落网。他们的身后人，王宝森和的问题也显现出来。
427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引咎辞职，中纪委随即对他立案调查。在此案尘埃落定数年后，最高检说：由邓斌案牵连直接涉案人员就有273，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就有50人。
那些年，人们尚不熟悉“权贵资本主义”一词，大家说的是“”。
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碰到那些妖魔一般，每到金箍棒要抡到那厮头上，总有天上一位神仙飘然而来施手相救。
邓斌只是小鬼，但她天上有人。
“想要富，先修路”。“天上”位高权重的官员，要在“地面上”的市场上修路，找个“白手套”；而那些想突破法律规则骤然致富的人们，也要修路，修条“通天的路”。
这一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
以后中国富人视上榜为恶前后不下三成上榜者，与邓斌一般成为反的祭品。
反任务艰巨啊！在国际评价国在短短十年间，由一个吏治清明的国家，变成一“严重”的国家。执政党给干部们指了条道儿：孔繁森。他是孔子后裔，也是党的干部。前后两次援藏，以身殉职的官员，用自己的工作实践了他的承诺：“老是把自己当珍珠，就时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路”。
“吴永成，其实杜三儿说的这些，虽然有些偏颇，可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直沉默着的高宝平也开口了：“其实，你现在到下面的地区去任职，我也认为并不是什么好时机。
这你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在朱老板的铁腕政策下，中央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财税制度的改革，地方上基本上并没有多大的财力了，而像你要去的g省，本来就是穷得鸟也不肯拉屎的地方，你下去之后，即使身怀天大的抱负，那也难为无米之炊
我要是有你那么多钱的话，早就辞去这破副司长不干了，你这又是何苦呢？！”
吴永成清楚此时高宝平所说的朱老板所采取的铁腕政策，那是指去年一九九四年中央的六大改革，它们分别是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价制度改革。
在过去的一九九四年，可以说，这一年的最大主角是朱镕基。几块硬骨头摆在他面前，又在六处同时展开战役这种魄力的，除他以外，真无第二人。
这六大改革之中最难的，要算是财税制度改革。
以往的央地财税主题是“包”：中央给地方一个上缴定额；地方给企业一个上缴定额；此基础上每增加的一元税，中央可以拿走几毛。
这个“包”，在八十年代的改革中，于刺激地方积极性，藏富于企业，藏富于民作用很大。
但运行若干年后，制定规则的中央，反倒成了“冤大头”了：人家完成定额，可以多收的就减免了。于是，中央财政，就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地方财政很多富得流油：不收税，人家可以收费，费可没有说中央可以分成啊！
投资由地方政府主导，但这么些钱，多被地方政府穷折腾，竞上彩电、汽车、冰箱等生产线，导致相互火并，损失惨重。新华社记者将之称作“诸侯经济”。
中央没有钱，有时向地方支借，因为前债未还，又要借，大家常闹不愉后，闹得连财政部自己干部工资，也要向银行借了。
朱镕基要推行的是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翻转过来。
同时，“手中有米不怕鸡不来”，中央政府可以控制改革的主导权。国企把他叫“大老板”；外国媒体称他“经济沙皇”。
可是，要想割地方诸侯的肉，那可不容易啊。
朱镕基后来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肉。”
在当时，朱是怀揣利器的，这个利器就是“督查组”，谈不下来，这就是后手了。
在最为艰难的时候，因为印票子太多，人民银行管不住，朱镕基就把行长免了，自己当行长。
他代总理职已经一年多，他四处跑，游说地方政府压缩投资，银行减少放贷，可人家权当耳边风。
于是，他只好拿起杀威棒，处理了一些行长。
吴永成知道，只有这样，“流动性”才能管得住。财税上的强干弱枝，在后来几年就能见到好处。
因此，这也才有了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朱老板”手握2000美金，要与扰乱香港市场的金融大鳄对搏，将之喝退。
若无财税改革，中央政府难有此底气啊！
同时，在一九九四年这一年，《预算法》在人大通过，其于政治改革的价值尤大：政府花钱前花钱后，从此在人大的监督之下了。
“呵呵，谢谢两位的提醒了，可我现在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说还能再走回头路不成吗？！哥儿们就放心吧，即使是从军配，咱哥儿们咬着牙，也要把它支撑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