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下加利福利亚半岛（二）（1/2）

王致鸣继续与两人在船上讨论，他对两人特别强调：国家关系就是**裸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资源、科学技术等等领域内，都是有着巨大利益存在的地方，但是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最终这些巨大利益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来表。所以我们今后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头脑里面要随时挂上“经济利益”这根弦，就是要随时计算、精确计算每一分钱、每一分银子，不要像国内的那些酸腐文人一样，好像都不屑于“谈钱”，一谈“钱”字，就没有修养、没有文化，就不“清高”，就不高贵，就有**份，其实他们哪个都是做官后的“敛财高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他们那些“清高”的文人，“号称”孔夫子的弟子们实践、总结出来的做官经验，他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收学生时都还要收几块腊肉做学费呢。

从孔夫子收腊肉作学费就说明了一个真实的道理，那即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不以成败论英雄”，喜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甚至是西游记，那个不是“讴歌”“中国式的‘孤胆’英雄”？

中国的英雄大都是一个人的世界，或者是几个人的世界，唯一一个英雄集合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最后都被描写成远征方腊之后的三十几位“缺胳膊断腿”幸存者，水浒里还是只有一个“大英雄”，那就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宋江宋押师。

而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国家之间只以强者为尊，弱者再有“文化”也照样被人瞧不起。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英帝国使用火枪、“土炮”打开了中华大门，以前全世界面对中国时，都是战战兢兢的，但是自那以后，你五千年的文化也会被别人拿来嘲笑，再过几年，你再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也可能会像风一样的，被那些西方列强一口气给吹走。

在西方国家看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弱肉强食，是遵循“丛林法则”的。西方曾流行一句话：“为了不妨碍强者，弱者应当死去。”西方人是“做事只要结果，不讲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其实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都是无所谓的。

将来西方人还会对你说：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当你听到谁对你这样说时，那时你能感到的只能是无奈、无力、无心、无气，你只能为自己的国家去悲哀、为自己的民族去哀叹。

机会和实力对西方列强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他们总是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寻找着各种机会，以谋求以最小的代价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当没有机会，或者无“力”可图、无“利”可图时，他们宁愿选择放弃。

西方人和东方人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

我们东方人在对内时，是那样地善于“单打独斗”，所以就诞生了“辉煌”的东方武术。在对外时却从来就没有团结过，更多的是和外来势力勾结在一起欺负自己的同类、同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南宋时期卖襄阳的吕文焕，哦，还有一个大汉奸张弘范，搞出一个“崖山之后无中华”，让日本人自诩了几百年“中华文化正统”；明末清初的吴三桂、范文程、孙之獬【上书多尔衮剃头留发】、洪承筹、孔有德、尚可喜，还有后来的施琅，啧啧，中华大地上从来就不缺汉奸卖国贼。

而西方人在自己力量不足时，他们却可以拉帮结伙、狼狈为奸，暂时放下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讲究“团队精神”，大家合起伙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他们奉行：要想利益均沾，就要风险共担的原则。这一点从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和二十几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再远些的十字军东征，虽然是宗教因素引起的战争，但是其中参加的国家和集团，那个不是想在当时的欧洲之外，再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在我们中国的所有武术流派之中，很少有团队配合的套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个人的武技套路，少量的双人配合，稀有的与太极八卦相联系的四人、六人、八人、十二人的套路。因此，在武技提高上，就出现一种循环，每个人都尽量去争取达到本级武技的最高峰，当自己登上这个“最高峰”后，才发现前面还有更高的层次，然后自己又从这一级的最底层练起，又去争取本级第一，登上本级的最高峰，如此往复循环，大量的习武之人都沉侵在个人武技的提高之中，习武之人极少相互之间的配合练习。

因此在像成吉思汗、多尔衮之流那样，看了或听人“说书”，了解一些“三国演义”、“三国志”之类的“历史小说”的游牧民族，两位兄长注意，这是“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是那几个文人骚客闲得“蛋痛”，喝醉了酒，把自己的抱负、理想借用一些历史事实，编写出来安慰自己，顺带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名望”的“文字记录”，并不能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之类的军事典籍相提并论的玩意儿。带领一帮只会马上骑射，和从“围猎”、放牧之中学会简单的团队合作，并没有什么高明的、了不起的战略、战术的“蒙古铁骑”、“八旗兵”袭击中原时，中原地区有那么多的“武功高手”，那么“厉害”的中华武术，也一样会被那些“蛮子”使用简单的团队作战，就被一扫千里、丧权失地，最后亡国，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因素，但是中原人或当时的中国人在面对游牧骑兵时，的确是松散的抵抗，就是抵抗，也是一帮“乌合之众”的单打独斗，即使是“可歌可泣”的抗击外敌侵略，也是“于事无补”，徒给历史留下更多的“抗击外辱”的“大英雄”、“大豪杰”而已，这里面出来武术的个人性质之外，还有当时的中原朝廷的原因，以及总由部分中原人去主动帮助外族，这部分去主动帮助外族的人，大多数是在中原朝廷得不到重用的书生、文人，他们因为不能实现自己“做官”的理想，就轻易地投靠外族，也只是想在外族那里获得一个“官职”而已，纵观中国历史，不管是汉族，还是金的契丹族，和现在的满族，还是其他的少数民族，都不缺乏这样的文人、书生，这里有个现象，凡是与中原文化融合得深的民族，这样的书生、文人就越多，相反的是纯粹的军人还很少出现这种现象，与军人对应的“武人”，在中原朝廷开始举行“武举”取官后，那些在武举中失意的武人，倒是也不了落魄书生、文人的后尘。

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演绎出这样、那样的“汉奸”、“卖国贼”的闹剧，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原朝廷从来就没有在百姓、官员、文人骚客中真正树立过“国家观念”，中原没有国家，只有朝廷，只有一家一姓的“朝廷”！朝廷的兴衰、更替与朝廷之外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何况中原朝廷大多数对百姓、普通人都是“横征暴敛”、“穷凶极恶”的，百姓、普通人为什么要为“朝廷”负责呢？

看看二十几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军队、各地督抚是如何对待这个足以动摇满清朝廷根基的，全国性的农**动。洪秀全和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基本都是落魄文人，在朝廷那里十几年秋考都求不到一个官职后，胆子就肥了，赶出就一不做二不休，造反了。而当时围剿太平军的主力是什么人和什么军队呢？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类所带领的一大帮“候补”、“落魄秀才”、“落魄举人”，都是一帮有抱负，还自以为有理想、有能力的“有识之士”，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都逐渐获得了以前梦寐以求的官职、权利、利益，在镇压太平军的主帅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军人，都是一帮文人、书生，甚至是土匪，太平军是被这些“憋”坏了的书生所打败的。洪秀全一个落魄秀才，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之类的举人、进士对抗，就像是小学一二年级与大学本科生的较量，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不是一个层次，是“不对称”的势力较量，洪秀全不失败就真的是“千古一怪”，没有天理了。

而曾国藩、李鸿章之流，与洪秀全是一个相同的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人，他们的家族势力，和自身能力、思想观念、处事原则、价值观层次，是洪秀全那个从广西偏僻之地出来的，“自以为是”的“天王”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对洪秀全来说，是始终站在绝对的“制高点”之上俯视着洪秀全，这样的优势情况下，他们收拾洪秀全都会失败，那就是“没有天理了”，就合该满清被洪秀全那个“装神弄鬼”的“神棍”、“邪教首领”所推翻，从李鸿章之流镇压太平军成功的结果来说，中华大地避免了一次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