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教育发展（1/2）

在梁家军把印度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西北战场上暂时变得风平浪静。

西北的冬天特别寒冷，不管是哪一方，都不得不在自然界的严酷条件下暂停，同时也获得一个休整。

左宗棠已经完成了整个陕甘区域的平叛，他这个陕甘总督总算是名副其实了；这个冬季的休整也使得他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民政事务，特别是安排好外省过来的移民，他也特意给梁思瀚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他来汉中一聚；可这回梁大少爷真的走不开，他把印度搅得天昏地暗的，正等着看英国人怎么接招呢，缅甸和暹罗也是刚刚收入囊中，还得马上理顺上下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方方面面的事情太多太多，这个时候哪走得开啊。

光是给那几万个英国俘虏安排合适的工作就已经很麻烦了。为了以后对英国人有个过得去的交代，梁家军在操作程序上做了一些安排；在越南成立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跟东印度起义军签订一份购买人力资源的合约，把这些英国俘虏从东印度地区买过来，然后再转手卖给广州和上海的人力资源公司，广州和上海的人力资源公司再把她们转卖给工厂和学校等用人单位。

也就是说，最后雇佣这些英国俘虏的单位是花了钱的，是一种商业行为，以后英国政府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这些人给带回去，除非你选择赔偿给用人单位违约金。英国政府要怪罪也只能怪罪最早俘虏她们的东印度地区起义军，但那些起义军已经把英国得罪狠了，属于虱子多了不怕痒死猪不怕开水烫，爱谁谁吧！

梁大少爷为了替中国教育找到第一批懂科技知识的老师，真是不择手段基本没有底线了。因为实在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没有什么西式教育的基础，工业基础也就是他自己开创的广州和上海两个开发区，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难度很高，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重症还须用猛药，除了不择手段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毕竟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的惯性又如此强大。

幸亏梁大少爷上次和曾国藩谈妥，曾系势力已经全面支持梁思瀚，两广又被梁家军事实上控制，整个南中国大部分省份将开展新式教育；上次利用那一千八百多个法国俘虏开办的二十五所新式学校已经在运营了，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在南中国的大部分县城开办一所新式学校的事情就能开展起来了；同时，那二十五所学校再增办中学部，广州和上海的几所大学和附属中学也要扩大规模；因为现在师资力量十分充裕，曾国藩提出在江宁，苏州，杭州，九江，南昌，安庆，武汉，成都各办一所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小学，这样，从小学，中学，大学甚至是出国留学，在南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就完整了，同时也能为将来在全国普及新式教育和发展工业储备人才，为将来的科举制度改革做好铺垫准备。

这么大力度的推广新式教育，需要付出的资金是巨量的。因为梁大少爷目前所办的这些学校全部属于他个人独自出资的私立学校，，从学校地皮购买，校舍建造，教师工资等等花销全部由他支付，要不是梁家军从日本和印度抢掠到巨额财富，根本承担不起。因为现在他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国家和地方财政不会为这些新式学校支付一两银子，相反还要收取地皮转让金和地契税。

是以梁浩文最近都在抱怨花钱如流水。以一人一家之力办整个南中国的教育，这样的大手笔自然震惊了所有了解内情的人，曾国藩，曾纪泽，彭玉麟，郭嵩焘，刘坤一，赵烈文，张斯桂，刘开成等人既佩服梁大少爷的破家为国，又惊叹他的财力雄厚；这些人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号召地方上的乡绅财主捐款捐物，新式学校乃是为各地的幼童学子增开一条学习之路，各地的官府和乡绅财主理应一起支持；在他们的奔走呼吁下，许多地方名流积极响应，不仅学校的财务来源增加了许多，连带着来报名上新式学校的学生也增加了许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些地方官员和地方名流的影响力。

清朝末期，由于朝廷广开捐官之门，再加上官场的腐败日益加深，靠科举之路进入官场的道路越来越窄，即使经过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寒窗苦读考中了进士，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上下打点，没能和朝堂上的大人物攀上关系，也很难获得什么实职，更不用说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试想一般的小康人家，能供应支持一个学子苦读直至科举高中已经狠不容易，又哪里有多少余财能供他上下打点？能和当朝大佬们拉上关系的又有几人？

而梁大少爷创办的这些新式学校，只收取书本费和少量的学费，学生确实家庭贫困的可以申请免除书本费和学费，成绩优秀的特别是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还可以申请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你的成绩足够优秀，本人足够努力，梁大少爷就会一直鼓励资助你上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出国留学深造。

就算是资质一般的学生，读完小学后就能学会记账，掌握了基本的数理化知识，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当帐房，可以做工人，对一般的贫民家庭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出路。

所以这种新式学校很容易被一般的家庭接受；当然，由于中国人深受封建思想的教育洗脑，那些读四书五经已经把脑子读坏了的酸腐老秀才仍然会反对新式学校，可现在当世的大儒高官如曾国藩等人又发声支持新式教育，这些反对声就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那些善于观察听辨风声的头脑活络之人也决定送自家小孩进入新式学校；总之，这个时期的南中国各地对教育事业争相辩论，大打口水战，但却无法阻止新式教育在南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些争论很快传到了从湘军系分流出来的另两位大佬——李鸿章和左宗棠耳中；这两人虽然性格迥异，但作为一方封疆当世精英，都看出此事非同小可，这是要抢夺儒家在读书人心中的位置，，其实也是在跟朝廷抢夺人心，抢夺朝廷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