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5章:下一个林晓光（1/2）

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这张拍摄于1958年的新闻图片名为《欢悦在早稻卫星上》，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证实”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后来被认为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澄建，拍照片这一年，他刚刚从总社被调到湖北分社工作，时年27岁。

1958年8月上旬，摄影记者于澄建与分社的文字记者跟随湖北省委验收团一起下到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当地报上报道那里早稻亩产36956斤，于是，省委专门派出验收团下去，验收团的领队就是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

照片刊发一个月后，因为影响力很大，专业媒体特地请于澄建写了篇文章，介绍自己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部门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很好，用禄来福来相机矮克发，21/100°din胶片，f/11，1/125秒，加二号黄滤色镜。由于拍摄距离较近，虽用1/125秒还嫌慢，所以右边两个孩子因跳动而稍显模糊，但有人说这样正可以表示动感，我也觉得有些道理，还希望大家指正。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拍摄时于澄建知道不知道这是造假？他在之后接受的采访证明，他确实不知道。在他去拍摄之前的8月初，新华社已经就这个“卫星”做过报道，名为《**领导的人民就是创造奇迹的神仙建国一社创早稻亩产36956斤记录》，文章中说：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据了解，这块田整地共达10次，深耕达1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后施用的肥料计有草籽3000斤，塘泥1担，陈砖土4担、硫酸铵105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肥60担、豆饼180斤……（中略）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越有768万穗。据实验，把鸡蛋随便放在覆盖着稻禾上面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后面还有很长，不一一录了）

在读过这样的报道后，并没有多少农业经验的于澄建对此并未产生怀疑。

再加上，在那之前很长时间，这种“放卫星”行为已经此起彼伏，各地的高产喜报不断，也在逐渐消除人们对奇迹的怀疑。这年的5月，湖北谷城县就报小麦获得空前丰收，平均亩产高达500斤，还出现了许多“千斤社”和“千斤乡”；当年6月，湖北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29亩小麦，报每亩产量达到2173.7斤，其中11亩达3215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当年8月，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报早稻亩产15000多斤，新华社也作了报道。有趣的是，这几次事件，于澄建都参与了拍摄。

正是这些不断被创造的奇迹，让包括于澄建在内的人们越来越相信。

事情被揭穿后，于澄建说：“事后揭露出来这个完全是一个假典型，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十几亩地的水稻并在一块稻田里面，并在一块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了，那又根据这几分地的产量算出来整个大概平均亩产36956斤。”

这件事此后于澄建很少提起，八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摄影记者的调查研究》，中间用很小的篇幅反省了这件事，文章说：“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作过“水稻亩产36000斤”的严重失实的报道。当时我奉命随省委验收团下去,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头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产生这样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终生引以为训。”

2004年，他又接受过安徽卫视的访问，从业务角度回忆了这件事：“我也是根据他们当地人讲，就是说这个水稻长得好，人站在上面都塌不下来，当时我受到启发以后，正好有几个小孩在上面玩，我就抓拍了这样一个镜头……”在此之后，他再也没就此事公开谈话了。

他的这张照片引起的轰动效果，持续了很久。在“一颗早稻大‘卫星’”照片发表一周后，也就是1958年8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左下角相同位置以“本报芜湖21日电”为电头，刊出消息《东方红红遍天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这则消息报道了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放出一颗惊人的大“卫星”，在1.03亩的田里共收干稻44367.13斤，平均亩产43075.9斤，创造了全国水稻亩产新纪录。这则消息还配发评论《向安徽人民致敬》，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几天后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关于此事的照片，这回是一个大姑娘坐在稻穗上，摄影者是新华社的戈永坤。

1958年9月5日，更离奇的报道出现了，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亩产跃过6万，这次稻穗上站了13个人……

很多年后，有媒体再去探访了“36000斤”的始作俑者湖北麻城县龚家埠村，此时当时创造神话的负责人已经作古，村里人没有人承认自己跟这事有关。

根据历史资料，三万六千的卫星一放，建国一社先后接待了各地的参观访问者10多万人次，其中还有朝鲜政丶府代表团，苏联、东德、波兰、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当时，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怠慢客人。于是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指示牌。一时间路上人不断，灶里火不停。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敲锣打鼓前去迎接参观的客人。

但没多久，建国一社就承担了放卫星的后果。“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三万六），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

当时的报道

当时的始作俑者

以下是大跃进时的一些新闻图片

《新闻摄影》1958年第一期封底《新纪录的百花齐放》李晞、王一波摄《新产品》郑震声摄《喜报迎春节》王朝桢摄

《一片丰收景象》于澄建摄《大家只要一条心，不怕冻土千万斤》刘光华摄

《赶麻雀》王玉山摄《河南人民大干一百天，实现全省水利化》唐茂林摄让荒山长出庄稼杨时铎、高紫宁摄

自问自答的那位前同行拉拉杂杂说了大半天，但好像压根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说说我了解的行业情况吧。

首先要说明，记者是分很多种的，不同类型的记者的“灰色收入”千差万别，我以下谈到的，都是传统的报纸杂志这类平面媒体的记者。

另外，我们也得说说什么叫“灰色收入”，在我理解，那些违反了职业道德，甚至违反了法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会被追究责任的收入叫做灰色收入。“收煤老板的钱隐瞒矿难”这种极端行为已经是黑色，而不是灰色收入了。

1.车马费

通常见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自己举办了一个活动，需要媒体去报道的时候。一般由机关的通讯员或者企业的公关部工作人员给记者。也被叫做“红包”、“信封”，一般一百块到五百块的样子。

这类红包存在的价值，通常在于加强采访活动的吸引力，以及让记者在写稿和争取发稿时，对发红包的一方更上心一些。

一个采访邀约有没有红包，以及红包里有多少钱，取决于给钱的机构和媒体的权力对比。比如市政府刚开完常务会议，市长出来主持新闻发布会，可别指望市政府办公厅会给钱——这种采访里，市长的发言是稀缺资源，媒体只会求着要这种资源。但如果是一个刚成立，急需曝光度的新公司，可能就会给出高于市场行情价的红包了。

一些有节操的媒体会明文规定记者不得收车马费，如果实在拒绝不了，可以收下后交到单位，统一退掉或者交到廉政账户。但是大多数媒体要么默认，要么试图管理车马费而不成。

在记者圈子里，突发记者们一般是不可能有什么车马费收入的；时政记者通常会有一定的车马费收入，如果跑的线涉及较多的企业、事业单位，收入会相对多一些；经济类记者里面，产经记者，也就是专门跑各种企业的人，车马费收入可能较多。

但是车马费毕竟是一个偶发性收入，不一定有多稳定，而且和跑的条线关联性很强。

2.软文提成

所谓“软文”，就是“没有明确标示的广告”。按照媒体的伦理，正常的内容和广告应该严格地区分；而且在操作层面，负责采写新闻的记者和负责拉广告的业务员应该严格地隔离，以确保内容的公正性不受影响。遗憾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大多数媒体做不到这一点，不光很多广告直接混进了正文（就像百度对搜索结果做的事情一样），还给这些东西起了个不那么丢脸的名字：软文。

有发软文需求的，通常是企业或地方党政机关。鉴于平面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已经江河日下，我相信大多数投软文的人并不是为了它的宣传效果，而是为了交保护费，在涉及自家的负面新闻出现时，有资本去公关媒体。

为了增加收入，很多媒体容许甚至鼓励记者去拉软文业务。在这些媒体里，软文产生的收入通常是这么分配的：拉到软文单子的记者自己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直接提成（我没做过，听说能拿到5%左右），剩下的部分由报社和记者所在部门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了年底，部门可以用从软文提成里获得的小金库收入发奖金。直接提成和从部门获得的奖金，在我看来都算灰色收入。

这种收入的单笔金额比车马费要高一些（稿子长的话，一次能有几千块乃至上万），但也不是一个稳固的，长期的灰色收入。

3.“有偿新闻”

这是最黑暗的部分。如果说前两类灰色收入多是跑线记者的福利，那么这一条是有很多突发/政法这类社会新闻记者参与其中的。

举个例子，a公司和b公司就一个价值10亿的资产对簿公堂，官司正在打，a公司觉得自己占理，如果让媒体报道这个纠纷，有助于法庭判决结果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倾斜。于是他们找到了记者，向他提供了很多文件、材料，也接受了采访，末了给了记者一笔钱。

可能记者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但是他可能真的收了钱。不管他写的东西再正确，他也丧失了正义性。另外，这种渠道来的钱如果金额较大，也是要算在“黑色收入”里的。要知道，按照中国法律，接受5000块钱就可以被追究受贿罪了。

当然了，在实操层面上，一般送过这种钱的人不会举报记者，因为如果那么做了，等于得罪了一个行业，以后很难混，所以收了这种钱的人绝大多数是没有付出什么法律意义上的代价的。所以，我还是把这种收入算成灰色，但必须说，它相当接近黑色了。

这种收入也是频率很低，但万一搞一次，说不定好几万。

1

「qq的智能終端機月活躍帳戶至4.26億。」

「的合併月活躍帳戶達到3.55億。」

说明和媒体营造的印象相反，实际上「手q」相当强势，月活跃比「;」高。

2

微信月活跃保持比去年增长121%的同时，季度增长仅6%。

说明「;」增长接近顶峰。

3

而「即時通信服務月活躍帳戶數」和12年相比几乎没有增长。但是「%，「手q」同比增长74%。

说明移动端在吃掉pc端。

4

增值收入vs电商vs网络广告的收入接近9：2：1。

说明还是游戏好来钱。

但是若考虑盈利，电商还是比网络广告苦逼（仅6%的毛利）。

5

「總收入為人民幣604.37億元」，「網絡遊戲收入...至人民幣319.66億元。」

游戏占收入的一半多，而游戏在毛利中占比只会更高。

再次证明腾讯是个游戏公司。

6

「總收入為人民幣604.37億元」，「即時通信服務月活躍帳戶數達到8.08億」

说明腾讯可以从一个月活跃用户身上获得75块左右的收入。

可以和ios对比一下，同期一个用户为ios生态圈贡献48美金左右（hat’sanactiveuserorth?），即297人民币。

考虑苹果是用户数，苹果（移动os）的收入获得能力更强。不要以为掌握了「关系＋游戏」就万事大吉，1

猎聘网腾讯招聘岗位：【北京招聘网|北京招聘信息大全】

另外通过腾讯的岗位能看出来这个公司的业务结构分布哦。

在以我关注的技术类为例：

在各地招聘的职位列表如下：

大家可以看出来，如果假定腾讯的各地离职率相差不大，那么腾讯的主要研发中心就是北上广深，另外成都是什么状况，谁能告诉下，为啥bat都在成都扩军呢。

以北京为例：

腾讯出现的主要职位集中在，技术类产品/项目类市场类设计类职能类内容编辑类。北京没客服哦。

招聘的技术类岗位主要集中在地图，社区，新闻客户端，视频，浏览器这几个领域。

在看看;/p>

欢迎好奇的同学分析一下腾讯的业务结构。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哦！

通过他们招聘的职位，你甚至可以大致画出来微信的业务部门的架构，另外各个岗位招聘的人数可以看出来各个team的规模哦。

通过猎聘的数据，我看到腾讯在招聘好多无线产品经理。。。腾讯的无线产品同学，你们要努力了啊。

现代企业的竞争已经是人才的竞争，阿里把人才做成了生意，弄了几百家猎头（挖对手，也防止知名猎头公司挖自己），一个中国最先进的招聘系统。三大网站，猎聘已经玩烂了，所以只能不断地跟进腾讯的候选人。发现有跳槽倾向，及时下手。生意不好做啊。

相信我当我聊过的腾讯的候选人超过一千的时候，会有新的结论出来。加油！

说百度技术不好的，去挖挖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的人。这个部门的余凯，徐伟，吴韧，黄畅，倪凯，王亮等等。那都是大牛好么。只是因为百度的人多了，核心的人出走的又很少。30岁以下给100的架构师，百度少帅计划的人，看看技术牛不。

参考：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

阿里是我客户，问我阿里的招聘信息，我不能在公开场合评论的，想问的话私信吧。

腾讯是非常好的公司，在里面挖过一些人，对其只是初步了解，具体细节还是要腾讯自己的人来说。

暂时不写了。每次改答案都会让这个答案消失好久。为了不让这个答案彻底消失。等我写完完全版的时候再来改吧。

如果还有错别字，大家提醒下。

我曾亲眼见证这位谣言的扩散，感觉还是蛮有趣的经历。虽然有一些属实，但离真相还差得远。

最早的谣言是这样的！

他，20年前大学毕业，应聘过30份工作，全部被拒绝；他，想当警察，和同学一起去，只有他没有被录取；他，杭州第一个五星级宾馆开业的时候去应聘服务员，也没有被录取；他，和别人一起应聘杭州肯德基，没有被录取的那个还是他。他是马云。

此后呢，被这个视频原文采用，

马云想当警察结果落选110329正午30分

后来的传播者似乎觉得肯德基这个部分太模糊，不真实。改成了：

他，20年以前大学毕业，应聘过30份工作，全部被拒绝；他，想当警察和5个同学一起去，4个录取，只有他没有被录取；他，杭州第一个五星级宾馆开业的时候去应聘服务员，也没有被录取；他，和24个人一起应聘杭州肯德基，23个人被录取，没有被录取的那个还是他。——他是马云

其实，是这样的。

1988年，马云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之后直接去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当老师。一当就是五年，之后就创立中国黄页。期间马云确实想过换工作，但是...

不是当警察，当警察是1985年的事情，邵晓锋和马云一起去的。马云当上警察才奇怪，一是身高体重不达标，二是个人特征太明显。

也不是当服务员，杭州第一个五星级宾馆是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2000年12月。你说这个时候的马云进军酒店行业失败，我或许相信。服务员太掉价了吧。

服务员其实也是三年高考失利时期的事情，具体不知道是哪家，反正他说过当时他是和表弟一起到酒店应聘门童，他的笔试成绩比表弟高16分，但酒店却没有选他而选择了他表弟，理由是他的身高没有他表弟高。（绝不仅仅是身高啊）

马云真的面过肯德基，那是1992年，面试得是肯德基总经理秘书的职位，但被拒绝了。这一点是马云亲口提到过的。顺便提一句，还是形象问题（我只有这个能傲视马云先生了么）

讲到这个地步，再讲下去就没意思，姑且就这样了吧。

深度观察——影院数据的误区

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了217亿元，虽然增幅每年都有30%左右，但总量仅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房地产公司一年的营业额。然而，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与电影有关的各种事情都会被放大，这个行业的一切都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微博微信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谈论电影，谈论票房，更多的行业决策似乎要从以前的“拍脑袋”逐渐进化到需要数据支持的更为科学合理的决策，那大家以为很重要的这些跟电影和票房有关的数据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呢？

上座率真的没那么靠谱

很多分析和报道都喜欢拿影片的上座率说事儿，但实际上上座率的权威性并不高，很多时候可能会误导我们对影片实际表现的判断。从上座率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上座率与每个电影院中的每个影厅的座位数有关，而当影院排片人员把一部电影排在不同影厅时，上座率的计算会更加复杂。在实际工作中，市面上有6种左右的售票系统，每一种的上座率算法是否相同有待调查，全国近4500家影院的数据汇集到专资办，再对所有影院的上座率取算数平均，其误差可想而知。

举一个简单点的例子，一个100座的厅进50人与一个200座的厅进100人，上座率都是50%，但是产出的结果差50人的票款，所以无论用上座率去调整排片还是去判断影片的受欢迎程度，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因此，上座率这个数仅供参考，最好不要以它来做判断或决策。

排片比率也是忽悠

现在网络的力量非常强大，前几年业内人士想了解每天的排片或者票房都很难，而如今微博微信上每天都有大号们在勤勤恳恳的发布票房和排片的数据。一般情况下，大片上映首周的排片率都能在25%以上，《小时代1》上映时达到了创纪录的45%。然而，跟上座率存在的问题一样，排片率只是简单的反应了场次的占比，并不能反应场次背后影厅座位数不同造成的影响——也就是影片理论总容量的不同。

还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6个厅的影城，一天总计能排映31场电影。影片a排满了3个厅，共15场，每个厅70个座位，共能卖1050张票，排片率为49%；影片b排满2个厅，共10场，每个厅100个座位，共能卖1000张票，排片率为32%；影片c排满1个厅，共6场，每个厅200个座位，共能卖1800张票，排片率为19%。很明显，影片c的排片率比影片a低了29个百分点，但却能比影片a多卖750张票。可能这个例子对于数学不好的小伙伴来说有点晕，没关系，直接看图表也行，不用算清里面的数，只要明白排片率最高的影片不一定总容量最大即可。

观影人次才是影院的核心

上面说了上座率和排片率都是浮云，那什么指标才算硬气呢？观影人次——只有人次才是分析影院所有数据的核心要素，只有人次才是影院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人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影院的一切收入都是由人带来的，那影院的工作当然应该主要围绕提高人次来进行。同理，分析影院产生的所有数据也是由人次为出发点，票房=人次*平均票价，这几年全国的平均票价基本稳定在35元左右，因此，人次就成了决定全年总票房的重中之重。具体到影院个体层面，每天的平均票价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工作的重点当然也应该在提高非黄金点的人次以及工作日的人次上。

从影院经营的另一个方面来说，影院收入除了票房之外，还有卖品收入、后产品收入、场租、广告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卖品收入，通常相当于影院票房收入的10%—15%，其算法的关键点也是观影人次（卖品收入=人次*人均消费）。所以，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人次都是影院最为重要的指标。

因此，我们建议影院经营者在日常经营中应该根据影院客源的消费规律去预估观影人次，然后从人次出发去计算票房以及卖品收入等数据，再根据预估与实际的差距去分析原因，调整经营策略。

对于影片发行人员而言，我们也建议从影片预售的人次情况以及全国每日观影人次的变化规律出发，去预测首周票房或者最终票房，然后根据偏差调整宣发策略，可以参考对比上座率和排片率计算得到的票房数，但最好还是以人次变化推算得出的结果为决策的依据。

比老板谁是中国娱乐之王：王长田or王中军？

2013年05月03日10:37创业家

导读：王中军把生意做成了娱乐，他是一个娱乐大亨，长袖善舞地混企业家圈子找钱和混娱乐圈圈名导演、演员，快速成就了华谊的繁华；王长田是一个把娱乐当生意做的人，一个无趣的传媒商人，低头试错所有业务方向，努力融合传媒与娱乐。现在，传媒商人打败了娱乐大亨，光线发行的《泰囧》和《致青春》票房红火，光线的市值比华谊高近4亿元。现在，王长田是中国的娱乐之王。

“我从来没想去变成一个奔马，我觉得骆驼挺好。所以今天我还是一个骆驼，只不过可能从一个骆驼变成一群骆驼而已。”这是光线传媒(29.060,-1.44,-4.72%)创始人王长田[微博]在2012年创业家年会的开场白。

王中军vs王长田

“它们置身于‘被vc绑架的商业世界’之外，奉行强大而自成一统的生存逻辑。它们是反周期生存的样板，犹如沙漠中行走的骆驼，持久、缓慢、稳健。昔日狂飙的悍马被远远甩在身后。”这是《创业家》杂志2009年给予骆驼公司的定义。而被外界描述为勤勉隐忍的王长田似乎也在栩栩如生地诠释着这一定义：1999年创业，苦熬13年于2011年登陆创业板，王也以41亿元的身家成为民营电视制作领域的第一富豪；他自诩的是自己创业十余年间没有进行过一次融资。